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与公众沟通不再是事后的想法。相反，信息沟通本身越来越被视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肯定的是，信息沟通永远不能取代良好的政策。但经济改革如果不被其所影响的群体理解、相信和接受，更有可能失败甚至出现逆转。同样的原则适用于各类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
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从而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对透明度和问责制越来越高的期望。因此，政策制定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需要向更广泛的公众更好地解释其行为，并表明他们重视公众的支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让他们的信息被听到、理解和相信。
在一份新文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利用大量研究，向各国当局概要介绍了不同领域信息沟通的前沿挑战。当然，每个政策领域都面临着自身独特的沟通挑战。但这些领域有足够的共同点，使一个领域的政策制定者能够学习他人的经验。该文件还研究了国家范例，以突出在广泛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框架中出现和重现的问题。
信任的重要性
信任是一个中心主题，因为它对任何经济体的运作和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在多个国家开展的民意调查表明，对机构和专家的信任度长期以来不断下降。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不平等现象加剧，政治上两极分化，以及缺乏对公众需求的真诚关注，这些因素看来都起了作用。
信息沟通可以在恢复和维护信任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然而，信任一旦被打破，就不容易重新建立。如果信息沟通被认为只是另一种操纵或“粉饰”的尝试，那么恢复信任的努力就会失败。相反，这可能会进一步侵蚀信任。要取得成功，政策和沟通都必须值得信赖。
从经验中学习
有效沟通意味着从经验中学习，也意味着根据不同的政策领域调整沟通做法。
例如，对于货币政策 ，信息沟通往往是在完善的政策框架内进行，其在管理通胀预期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有大量文献讨论这种沟通如何运作。
相比之下，对于金融稳定政策 ，沟通框架仍在发展之中，还不太清楚什么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这方面的一个挑战是，找到适当的透明度水平，避免对金融市场造成不稳定影响。
对于财政和结构性政策 ，政治经济方面的考虑——谁得到什么，何时、如何得到——往往处于信息沟通的核心，听取公众意见和劝说公众都非常重要。例如，巴西是公众参与预算过程的先行者，这一做法已在整个拉丁美洲普遍采用。许多国家的法律目前要求在预算优先事项上听取民间社会组织的意见并与之协商。
在危机 中，许多政策领域可能需要同时采取行动。通过协调的沟通方式，提供相互支持的信息，有助于维持信心并降低危机的最终成本。
新的沟通能力
尽管政策领域各不相同，但与更广泛的受众开展有效沟通对所有国家都至关重要。为了取得成功，需要不断提高沟通能力，利用新技术，使用多种渠道，从信息发送方到接收方采取许多不同的路径，这些都将变得日益重要。一个关键目标是直接接触受众，减少中介。在专业经济媒体仍在发展的国家，或特定的政治议程可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一点尤为重要。
改进后的信息沟通工具还可以包括行为启示，以及有道德地使用受众分割等技术，这些技术在当今社交媒体世界中的使用已变得更为容易。与目标受众的需求和兴趣相关联、按渠道和内容分层划分的讯息也有助于增进理解。例如，牙买加中央银行已着手开展一项创新性的沟通活动来解释稳定低通胀的好处，包括通过社交媒体，以及使用牙买加流行雷鬼音乐的电视和广播广告。
建立对政策的理解是实现政策有效性的基础。更好的信息沟通有助于一国改革努力取得成功。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和机构的经验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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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ry Rice 先生于2011年12月被任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息交流部主任。此前，他曾担任信息交流部（之前称为对外关系部）的副主任（2006-2011年）。
作为信息交流部主任，Rice先生负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媒体和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立法机构和议会、劳工代表、民间社会团体和学术界）的外部交流战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信息交流。信息交流部主任与总裁和高级管理层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业务（包括政策和贷款决定）的信息交流密切开展工作。
Olga Stankov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信息交流部主任特别助理。她目前领导技术援助，开展经济政策沟通方面的研究，并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和政策工作的宣介活动。她此前负责《世界经济展望》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及货币和金融部门政策的信息沟通。在从事这一工作之前，她是负责前苏联所有国家（包括乌克兰）以及欧洲和中东的一些国家（包括埃及、爱尔兰和英国）的高级新闻官。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她还曾在欧洲中央银行工作。她还曾担任俄罗斯投资银行Troika Dialog的市场营销主任，以及美国国际发展署设在墨斯科的银行和投资处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