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dit geargo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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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正在加剧不平等的恶性循环。为了打破这种模式，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公平分享繁荣，各国政府需要改善获得基本公共服务——例如，卫生保健（包括疫苗接种）和教育——的机会，并加强再分配政策。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这需要增加更多财政收入并提高支出效率。这些改革措施必须辅之以更高的透明度和更强的问责制，这有助于增强人们对政府的总体信任和提高社会的凝聚力。
新冠疫情与不平等
不平等状况原先早已存在，并且其加剧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在获得基本服务方面的差距造成了医疗卫生结果的不均衡。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医疗卫生服务条件（以医院床位数为代表）较差的国家，新冠病毒导致的死亡率高于根据病例数和年龄结构预测的死亡率。与此类似，我们的分析表明，相对而言，贫穷程度较高的国家，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较高。
而新冠疫情正在加剧这一不平等状况。不妨以儿童教育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我们的分析显示，在大面积停课的情况下，2020年发达经济体的教育损失估计为该学年的四分之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教育损失是该学年的二分之一。较贫困家庭的儿童受到的影响更大。我们估计，202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有多达600万的儿童辍学，这将给他们带来终生的不利后果。
除此以外，疫情对最脆弱群体造成了最严重的冲击。与从事较高技能职业的劳动者相比，较低技能和较年轻的劳动者的失业率更高。同样，处境不利的族裔群体和非正规部门劳动者受到的冲击更大。在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例如，酒店业和零售业）中，女性从业比例往往过高，她们备受疫情影响，这种情况在较贫穷的国家尤为明显。
全局性方法
要打破不平等循环，就必须从分配前政策和再分配政策两方面着手。就前者而言，政府应确保人民能够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和良好就业机会。由此，可以在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进行再分配之前，减少收入不平等。
投资于教育、医疗卫生和儿童早期发展，能够对改善这些服务乃至获得终生机会产生强大的影响。例如，如果政府的教育支出增加GDP的1%，那么最富裕家庭和最贫穷家庭之间的入学率差距就能缩小近三分之一。除了增加支出以外，所有政府都应当集中精力减少支出效率低下现象，这类现象相当可观，特别是在较贫穷的国家。
新冠危机表明，建立一个能够迅速启动、从而为身陷困境的家庭提供生命线的良好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只有在提供了足够的援助并覆盖最贫穷社会阶层的情况下，高额的社会支出才能有效地减少贫困。开发和维护具有可靠公民身份识别系统的全面社会登记是一项良好的投资。这些要素最好能辅之以有效的分配机制，例如，电子支付，以及在银行账户访问受限的情况下的移动货币转账。
要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就必须拥有更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可以通过加强总体税收能力的方式来动员，但要视各国国情而定。许多国家可以更多地倚重房产税和遗产税。各国还可以提高税收的累进性，因为一些国家政府在提高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方面尚有空间，而另一些国家政府则可以集中精力消除资本所得税方面的漏洞。各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暂时性征收新冠疫情复苏税，作为高收入家庭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并实现企业所得税的现代化。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低收入国家，还可以通过消费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为社会支出提供资金。此外，低收入国家将需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帮助它们筹措资金并实施本国的税收和支出改革。
需要公众大力支持
各国政府可能希望考虑制定全面的一揽子政策，在支持推进有利于就业的包容性复苏的同时，承诺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更好地保护收入免受冲击。在一些国家，公众一直大力支持通过增加税收来为更好地获得基本服务提供资金；而随着疫情的发展，公众的支持力度可能还会加大。 最近在美国开展的一项调查 显示，只要曾经亲身感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无论是感染还是失业，人们都会更加倾向于支持提高税收的累进性。
此类政策应当纳入中期财政框架，并同时采取能够提高透明度、加强问责制的行动。此外，必须大幅提高支出效率。从以往疫情得出的经验表明，这一点事关重大，因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可能会迅速恶化并加剧两极分化。各国政府若果断采取行动，提供必要服务并促进包容性增长，那么就能遏制这一趋势，并帮助形成社会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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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Amaglobeli 是财政事务部主任助理。 在此之前，他曾从事大量的国别监督工作，以及针对危机国家（包括最近的乌克兰）IMF支持规划的设计和检查工作。在2009年11月加入IMF之前，他在其祖国格鲁吉亚担任了若干职务，特别是曾经担任了格鲁吉亚国家银行代理行长和财政部副部长。他以这些官方身份与巴黎俱乐部债权国进行了债务重组协议谈判，并引入了通胀目标制。
Vitor Gaspar，葡萄牙人，现任IMF财政事务部主任。在加入IMF之前，他曾在葡萄牙银行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务，包括最近担任的特别顾问。2011年至2013年，他担任葡萄牙国务部长兼财政部部长。2007年至2010年，他任欧洲联盟委员会欧洲政策顾问局顾问；1998年至2004年，任欧洲中央银行研究总干事。Gaspar先生拥有新里斯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做博士后。他还曾就读于葡萄牙天主教大学。
Paolo Mauro 是IMF财政事务部副主任。在此之前，他曾在IMF非洲部、财政事务部和研究部担任各种管理职务。2014年至2016年，他担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客座教授。他的文章在《经济学季刊》、《货币经济学杂志》和《公共经济学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并被学术界和主要媒体广泛引用。他曾与他人合著了三本书——《移动世界：更平等的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模式》、《新兴市场与金融全球化》和《逐步削减公共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