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策制定者和消费者来说，生活经历的广泛影响会左右现实世界的经济结果
乌尔里克 • 马尔门迪尔（ULRIKE MALMENDIER）是哈斯商学院“Cora Jane Flood”金融学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她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1929年10月29日，咆哮的二十年代在美国戛然而止。在被称为“黑色星期二”的事件中，美国股市崩盘，直到1950年代之前，美国股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重回1929年的峰值。
“大萧条”的后续影响不仅体现在股市上。当在施粥处排队或在棚户区过夜时，人们也会在饥肠辘辘中感受到“大萧条”的存在。那些成长于大萧条时期的人，即“大萧条婴儿”，是极其节俭和厌恶风险（尤其是股市风险）的一代人。人们所经历的创伤改变了整整一代人，改变了他们对世界的观点和看法，也改变了他们的经济选择——包括在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选择。
在经济科学中，“大萧条婴儿”已经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研究新浪潮的代表。除了心理学和经济学这两门起源学科外，行为经济学还在拓宽领域，从相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汲取知识和方法。许多关于创伤、压力、成瘾、心理健康和儿童发展的新主题和新方法本质上都是对政策的关注。它们与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所称的二十一世纪“绝望之死”的研究直接相关，也与性别角色和种族歧视的持续存有着直接关系。
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但是，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故事的起源。五十多年前，也就是1960年代后期，经济学领域已经适应了数学的严谨性和建模方法，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认为，他们更像是物理学家而不是心理学家。然而，大约在同一时期，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相遇，并开始了最终可能改变经济学现状的合作。他们最著名的研究是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这一理论结合了几个原则来描述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如何做出决策——这些原则看起来很有道理，但却与传统的经济学不一致。其中一个原则是，人们过分关注极小概率事件，却对很有可能发生的事件缺乏重视。（你有没有因为概率极低的飞机失事事件而感到不安？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个关键的观点是，人们在意相对财富的变化，但却从心底里厌恶损失。（如果你损失了20美元，你可能会感到沮丧，即使这笔钱对你的总财富几乎没有影响。）前景理论本身就被认为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卡内曼和特沃斯基为经济学思想贡献了更多关于“启发式和偏见”的心理学观点。
当行为经济学的火焰被点燃，这一火炬就传递给了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人员，以继续开展这项工作。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与卡内曼和特沃斯基进行合作，随后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异常》（Anomalies）的特别文章，内容是关于不涉及心理学的经济学研究所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为什么股价往往会在一月份上涨。
那时的行为经济学专注于发现异常现象，并从心理学方法的角度为它们提供解释。当理论模型被建立起来以后，2000年代兴起的的第二波行为经济学浪潮就开始专注于从实证角度记录行为偏差——通常是巨大的、现实世界的影响——并将其纳入经济学研究的其他领域。例如，发展经济学的一个关键难题是，为什么对于像施用化肥这样收益丰厚的投资机会，人们的接受率却很低。而前面谈到的这个观点，即人们非常在意相对财富的变化并厌恶损失（例如，如果使用肥料不能提高作物产量），就可以帮助解释这个难题。
实际上，在第二波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浪潮中，行为经济学几乎完美融入了所有的经济学领域——金融、劳动、公共、发展、宏观——以至于有些人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已经大功告成了”。我们已经将心理现实主义注入了古典经济行为人（Homo economicus）（即总是做出最佳选择并且看起来更像计算机而不是人类的经济行为人）。
心灵和身体
但问题来了：如果我们把经济行为人看作是一台计算机，那么行为经济学就引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这台计算机的软件可能有缺陷，并可能会偶尔短路。但即使存在这些缺陷，行为人仍然是一台计算机，尽管有些故障。然而 ，这台计算机的程序已经设定好了——带有一些过度乐观、近因偏差或沉没成本谬误——这决定了行为人永久性的行为方式 。
而这绝对不适用于“大萧条婴儿”。他们的经历深深改变了他们。实际上，难道不是每一代人都有改变他们的共同经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不同的说法来指代每一代人，比如我们用“婴儿潮一代”来形容那些出生在战后繁荣时期的人。
这就是最近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浪潮希望带给这一领域的启发。人类远不止是计算机，甚至是软件存在缺陷的计算机。他们是活生生的、会呼吸的有机体，会受到其独特生活经历的影响。许多经济学研究人员（如健康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认为，我们不能忽视控制我们身体和重塑我们大脑的生物机制。我们现在能够更系统地看到以前研究所缺失的部分：人类有思想和身体，描述人类行为的经济科学需要二者兼顾。
这一观点如何帮助我们改善经济学研究？让我们重新讨论“大萧条婴儿”，以及经济学研究如何从概念上分析了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神经科学和神经精神病学研究告诉我们，我们过去的个人经历改变了我们的神经连接方式。几十年来对神经可塑性的研究记录了人类大脑是如何根据新的经历不断重组路径的。当我们的大脑增加了对某些路径的使用时，这些路径会变得更强壮。相比之下，使用较少的路径会被修剪掉。因此，除了带来饥饿和压力外，大萧条还持续影响着人们的大脑。这一经历暴露了金融市场的真实危险，以及它们如何危及人们谋生的能力。因此，在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正处于青少年或青年时期的人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参与股票市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其中只有13%的人投资于股票市场，不及后代人投资股票市场的比率的一半。
经历效应
经历效应的概念将个人一生的经历如何持久影响其信念和决策进行了形式化表述。它挑战了传统的经济学思维，即人们使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来形成各种观点。一种方法是模拟人们在风险下的思维和决策，更加重视个人过去的经历。如果他们目睹了一场严重的股市崩盘，他们会认为股市崩盘可能会再次发生，并且认为发生的风险很高。事实上，几十年来的美国股市投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在人生的前几年经历过较低股市回报率的投资者不太可能投资股票市场。拥有良好投资经历的人投资的可能性更大。
但经历效应不仅与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关。一个重要的观点是，每一代人都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可能甚至对最近发生的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个60岁的人对金融危机和股市崩盘的反应与一个30岁的人的反应截然不同，这仅仅是因为这位60岁的人在她的生活中经历了更多，直觉上会将所有这些经历取平均值。这位30岁的人所经历的要少得多。因此，最近的危机在他生命中所占据的时间跨度更长，将给他的思想和决策带来更大的影响。这并不是说卡内曼和特沃斯基关于简单的近因偏差的看法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个体表现出明显的近因偏差，对最新信息的重视超出了对陈旧信息的重视。但只有自身的人生经历才是重要的，而新的经历只有在与人生过去的经历相比时才是更为重要的。
股票市场数据揭示了人类决策过程其他有意思的方面。其中之一是经历效应的“领域特异性”：经历只对同一领域的决策产生影响。例如，投资股票市场的经历似乎不会影响对债券市场的投资。研究还表明，特定领域的经历效应可以拓展到股票或债券回报之外。 关于东德和西德人民在股票市场投资的相关研究显示，曾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们更不可能信任股票市场并投资于股票，即使在德国统一多年甚至几十年后也是如此。多年来人们对关于股市的情绪化宣传的接触——将其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巅峰，只为少数人服务——似乎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情绪，不仅影响我们的感知，还发挥着另一个作用。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的东德人——即使按照非物质的标准衡量也是这样，比如居住在著名的共产主义示范城市之一——对股市和资本主义的危害深信不疑。然而，那些在共产主义政权下过得不好的人——比如说东德严重的空气污染或宗教压迫——更有可能接受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市场经济。
这些经历效应的概念看起来几乎适用于生活的任何领域。失业经历会留下伤疤，使消费者即使在多年后拥有稳定和高薪工作时也对消费保持谨慎。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银行会比其他银行采用更大规模的注资来作为应对措施。债券市场回报的实际经历会影响债券投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对经济前景有着更乐观的看法。
通胀是政策制定者经常研究的另一个宏观经济变量。而且，你猜对了，通胀的经历似乎塑造了人们对通胀的看法和决策，这意义重大。通过使用长达50多年的关于通胀预期的调查数据，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在一生中观察到的平均通胀率对于预测其实际通胀预期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些基于经历的期望会影响现实世界的诸多重要结果，例如，关于买房的选择。事实证明，为应对通胀而采取保护措施是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的关键动力。因此，经历过较高通胀的人更有可能选择买房而不是租房，选择固定利率按揭贷款而不是可调整利率的按揭贷款，这也是为了抵御不断上升的通胀（和利率）。
经历效应的影响范围甚至更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观察到的一个通胀难题是，女性对通胀的预期总是高于男性，许多其他国家也注意到这个难题经历效应通过记录男性和女性之间生活经历的关键差异——去超市买菜——解答了这个难题。只有在主要由女性承担去超市买菜的任务的家庭中，女性对通胀的预期才会高于其男性伴侣。由于食品价格的通胀更高（或者至少是波动性更大——而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发现，消费者会跟紧食品价格上涨的趋势），因此购买食品的人对通胀的预期也更高。只要性别分工使更多的女性比男性承担去超市买菜的任务，那么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生活经历就会继续存在差异，相应地，他们的观点也会有所不同。
政策制定者的偏见
即使是专业的政策制定者，也会按照经历效应所预测的方向行事。（毕竟，政策制定者拥有的也是人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的通胀预测往往偏向于其成员们一生中所经历的通胀，而偏离专家分析师们的预测结果。这种偏差使得美联储委员会成员们所做出的预测准确性下降。
亨利·沃利奇（Henry Wallich）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他成长于19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胀时期，并于1974年成为美联储委员会成员。在他任职期间，他创下了提出27次反对意见的纪录，因为他认为美联储应该予以通胀更多的关注。
经历效应对政策制定者和非专业人士产生影响的四个关键特征是完全相同的：
因此，经历效应从几个重要方面为解决危机的干预措施和计划提供了信息。首先，政策制定者通常面临一个权衡：快速解决危机和这样做的成本。经历效应的长期影响凸显了快速解决危机的好处。例如，最近的通胀时期对人们的相关看法的影响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人们对价格波动的反应。如果通胀持续的时间越短、幅度越小，那么长期伤疤效应就越弱。相反，危机期间的创伤经历越多，人们受到这些经历困扰的时间就越长——甚至许多年后困扰仍会存在——就像经济大萧条一样。
其次，关于经历效应存在的证据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不同目标人群的不同经历。对于不同的目标人群，同样的干预措施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这取决于过去的事件如何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和看法。理想的情况是，任何政策都会针对每一国家/地区、年龄和性别群体进行微调，或者至少考虑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
最后，基于经历的学习影响了政策支持措施，为纯粹的基于信息的政策制定方法提供了有力的替代方案。直接参与，例如通过试点干预，对偏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理论解释。美国的《平价医疗法案》（ACA）就是一个例子。参与政府医疗保险、拥有直接和即时的医疗福利的个人更有可能支持ACA。最初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尤其很有可能成为支持者，这凸显了经历能够克服党派之争。试点项目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测试新政策和衡量公众情绪受影响程度的途径。试点参与者积极的个人经历可以促进并确保持久的公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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