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银行最近面临压力，这有力地提醒人们，在多年的低利率、有限的波动性、充足的流动性的环境下，金融脆弱性已在某些领域积累起来。
今后几个月，随着全球货币政策持续收紧，此类风险可能会加剧。因此，了解和保护各类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尤为重要。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对冲基金，它们通过提供金融服务和信贷支持经济增长，因此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后，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加速增长，目前占全球金融资产的近50%。因此，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平稳运作对金融稳定至关重要。
然而，过去十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似乎有所增加。正如我们在最新一期《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的分析性章节所显示的那样，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压力往往伴随着高杠杆而出现，例如通过借债进行投资或提高回报，或使用衍生品等金融工具。
此外，压力也来自流动性错配，即一家机构无法通过清算债券或股票等资产或使用信贷额度来产生足够的现金，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要求。
最后，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之间以及其与传统银行之间的高度互联性也可能成为金融压力的重要放大渠道。去年的英国养老基金和负债驱动型投资策略相关事件突出显示了杠杆、流动性风险和互联性之间危险的相互作用。对英国财政前景的担忧导致英国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进而导致以这些债券为抵押而借款的固定福利养老基金投资出现大幅亏损，引发养老基金追加保证金和抵押品。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养老基金被迫出售政府债券，导致政府债券收益率进一步上升。
我们应当分析一下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当前所处的环境。目前的通胀上涨速度是几十年来最快的，而价格稳定又是多数央行的核心职责，因此，央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目的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可能会增加抗击通胀工作的难度。在低通胀环境下，面对金融压力，央行可以通过降息或购买资产等措施来放松货币政策，以恢复市场运行。
然而，在高通胀环境下，如果出现金融压力，威胁到金融体系的健康，那么央行在促进金融稳定与实现价格稳定之间可能面临着艰难的权衡取舍。
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部门的动荡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政策制定者需要适当的工具加以应对。强有力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缩小或消除关键数据监管报告中的缺口，包括企业在借款或使用衍生品时承担的风险。
各国还需制定政策来确保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这可以通过及时和详细的数据公开披露和治理要求来实现。在改进私人部门风险管理的同时，还必须采用适当的审慎标准，包括资本和流动性要求，同时增加监管资源和提高监管严格性。
这能消除过度冒险的动机和机会，从而有助于引导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做出业务决策时避免过度冒险。同时，这很可能也会降低在系统性压力事件发生时央行实施干预以提供流动性支持的必要性和频率。
如果央行需要采取干预措施，它们可以考虑三大类支持措施：
- 针对整个市场的相机决策式的措施应是暂时性的，并应针对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中的某些部门。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应该建立一个框架，让数据驱动的指标触发潜在的干预行动，而政策制定者则拥有是否实施干预的最终自由裁量权。
- 当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机构面临压力时，应该实施最后贷款人干预。提供这种贷款的决定应由央行酌情做出，其应采用更高的利率，要求全额抵押，并对机构实施强化监管。此外，还应为该机构恢复流动性和市场融资渠道制定明确的时间表。
- 央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提供常备借贷便利，以减少对金融体系的溢出效应，但为了避免道德风险，其应设定非常高的使用门槛。只有在建立了针对不同类型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适当监管制度后，才可允许这些机构使用常备借贷便利。
清晰的政策沟通至关重要，以避免外界认为央行流动性支持与货币政策目标相矛盾。例如，为恢复金融稳定而购买资产，同时为使通胀回归目标水平而继续实施量化紧缩，这可能会使政策意图变得模糊并使政策沟通变得更加复杂。央行在就流动性支持发表声明时，应清晰说明金融稳定目标、支持项目的各项参数和时间安排。
与此同时，国内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各国当局之间的国际协调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更好地识别风险和管理危机。具体而言，国际协调的改革可以减少发生跨境溢出效应、监管套利和市场割裂的风险。
在全球范围内，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鉴于此，当前的一项优先任务是开发一套获得央行流动性的适当工具，并制定有关防护机制来限制其使用。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的环境下，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可能会增加，因此，采取上述措施就变得更加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