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实时地做出复杂的判断。出于这个原因，在除加拿大以外的每个发达经济体中，货币政策都被委托给一个专家委员会来决策，而不是依靠单一的某位决策者。但在实践中，决策过程会受到群体性思维、象征主义和不同意见被边缘化等“陷阱”的损害。事实上，中央银行的治理并未紧跟有益观点多样性的最佳做法，其不能将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CEO）的角色分开，没有采取程序确保每个委员会成员对决策拥有程度基本相同的影响力与问责制。
群体性思维的陷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变得十分明显。那场经济衰退在美国始于2007年12月，在欧洲则开始于2008年4月。本文的作者之一曾是英格兰银行唯一的持不同意见者，他曾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发出警告（Blanchflower，2008年）；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在2008年8月发布的通胀报告中并未提及衰退风险。2008年9月，在雷曼兄弟倒闭后不久，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得出结论认为：通胀的上行风险和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保持大致平衡，并一致投票维持政策立场不变。但到10月初，主要央行通过空前的协调实施了降息。
近期，全球经济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处于未知的境地，这就需要对经济前景和货币政策的适当路径做出艰难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性思维的症状更加明显，因为许多央行试图形成一个统一战线并用一个声音说话；而在关键政策的决定中，反对票的比例很小。例如，在2021年和2022年美联储举行的16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们总共投出了174票，其中只有2张反对票。相比之下，2022年英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会议上，异议则相对更加常见，其中数次会议的票数比为6：3。
在可预见的未来，货币政策制定中的良好判断无疑仍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纳米技术的普及，经济和金融形势可能会迅速变化。在某些情况下，拟合了先前数据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很有用，但判断和常识对于解读正在流入的数据、评估经济前景的轮廓信息、识别前景中的新风险仍然极其重要（Blanchflower，2021年）。
尽管如此， 许多央行在治理上的当前做法并不利于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形成不同的观点：
这种安排不符合组织管理的最佳做法。在公共部门，复杂的监管事项通常由一个独立的机构决定，其董事会负责确定其政策和程序，而这些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则向全体董事会——而不仅仅是向董事会主席——报告。例如，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的执行委员会对其所有官方工作人员和部门负责人开展直接监督。同样，在司法系统中，最复杂、最重要的法律案件都是由一个由杰出法学家组成的高等法庭负责裁决的，其中的首席法官只是“平等的第一人”。在私人部门，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负有制定战略目标、监督管理层实现这些目标的受托责任，董事会主席通常与首席执行官不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英国几乎所有上市公司现在都遵循着这些治理做法。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遴选过程需要确保委员会由多元化的专家组成。这种多元化应包括人口特征（包括性别、种族、民族）、教育背景和专业知识上的多元化。此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应跨越不同的经济地理区域，而不仅仅是反映主要金融中心的观点。欧央行的管理委员会包括了各成员国的央行行长，每位行长均由该国的政府官员任命。相比之下，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主要是伦敦大都会区的长期居民，来自英国其他地区的成员相对较少。
每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都应全职履行职务。如果最高法院的法官或主要金融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兼职担任其职务，同时继续从事着其他的专业性工作，那么这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同样，鉴于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全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将大大加强委员会在快速变化的形势下迅速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
决策的程序对促进个人问责和减轻群体性思维的风险也至关重要。过去，“协商一致决策”一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积极的含义。但现代的组织管理已经认识到，这种做法往往会阻碍创新思维，并使任何持不同观点的人（“共识之外”的人）被边缘化。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每一项政策决定都应经过投票完成，所有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都应对自己的个人观点负责。
在分析1970年代的通胀事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货币政策的决策需要免受政治干预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教训使许多央行提升了法定独立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确保央行官员除渎职外不能被解雇的法规。增强这种独立性的做法包括：错开成员任期，成员不可连任，确保任命过程的系统性和透明性（而不是依赖于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Archer和Levin，2019年）。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不应被限制在公共沟通中以“一个声音说话”；相反，对于理性的专家们可能提出不同意见的复杂判断问题，他们应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并为其负责。为避免出现杂音，货币政策委员会应遵循司法系统的标准做法，即每当法官小组宣布其决定时，都会公布多数票意见和反对意见。这种做法在澄清多数人的决策理由以及不同观点的原因方面，已被使用了很长时间。同样，这种沟通货币政策决策的模式也可以增强公众的信心，使其相信决策是由多元化的专家团队做出的。
货币政策委员会不应仅仅关注描述基线前景的轮廓性信息。点图描绘了有关基线的各种观点的范围，但不能提供关于其风险的信息。扇形图提供了基线前景不确定性的感官印象，但不能说明哪些风险被认为是最突出的。
因此，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其政策考量和沟通中，需要加入情景分析并制定应急计划。特别是，决策者需要识别出重大风险，并考虑可以减轻此类风险的政策措施，或是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政策行动。这种方法与许多辖区银行监管机构目前进行的压力测试是类似的。实际上，货币政策委员会应该参与“货币政策的压力测试”（Levin，2014年；Bordo、Levin和Levy，2020年）。
货币政策对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消费者支付的商品和服务成本，工人的工作机会和工资，退休人员的储蓄回报率。因此，决策者仅仅用术语与少数金融市场参与者进行沟通是不够的；相反，他们需要一系列沟通工具，向普通家庭和企业解释这些政策决定。
大卫•布兰奇福劳（David G. Blanchflower）均为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安德鲁•莱文（Andrew T. Levin）均为达特茅斯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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