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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卡什 • 朗加尼（PRAKASH LOUNGANI）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项目的主任。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想象一下，一个即将被机器人取代的工人被告知：“高兴的是，你的曾曾曾孙将从技术进步中受益。可悲的是，你和你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孩子将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请不要成为一个自私的卢德分子，阻碍未来的繁荣。”而根据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西蒙•约翰逊的《力量与进步》一书，这基本上就是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发生在纺织工人身上的事情。他们写道，新技术和机器的使用“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提高工人的收入”。“相反，正如纺织工人自己所敏锐察觉的那样，无论是在工厂还是在拥挤的城市，工作时间都延长了，工作环境也十分糟糕。”煤矿工人（包括童工）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悲惨。
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声称，信息革命正在沿着类似于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的轨道发展。自1980年以来，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双重力量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新产品，而这部分源于全球供应链的出现。这两股力量“一直发挥着协同增效作用，而推动它们的都是削减劳动力成本和裁撤工人的冲动”。结果，工人——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低技能工人——没能分享繁荣，而这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例如，在美国，自1980年以来，“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1984年出生的美国儿童中，只有一半人的收入超过其父母；而1940年出生的孩子中，这一比例为90%。如今的工作环境可能已不再像工业革命时那样悲惨，但机会的缺失仍使许多人陷入安妮 • 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 • 迪顿（Angus Deaton）所说的“绝望之死”中。在许多国家，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下降，资本的比重则相应上升。
令人鼓舞的是，历史也提供了更广泛地分享技术进步所带来好处的例子——本书作者称这种现象为“生产力潮流”。不论是碰巧发生还是有意为之，如果技术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而不是简单地取而代之，同时新创造出了充足的就业机会，那么这时，“生产力潮流”就出现了。这种潮流确实需要工人们想方设法在新的繁荣中分一杯羹。在经历了饱含苦痛的前期之后，工业革命终于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了。民众意识到“在‘进步’的名义下，大部分人口都陷入了贫困”；工人们也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环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业革命中的“生产力潮流”出现了。结果是，以英国为例，从1840年到1900年其工资增长了120%以上，远超生产率的增速（90%）。
二战后的三十年也是一个共同繁荣的时代。这一时期涌现的新技术并不完全旨在通过自动化来节省资金，而是造就了“大量的新任务、产品与机会”。工人们组成了工会，为公平分享技术带来的好处而奋斗。结果是，在此期间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有所增加，这表明技术对工人是友好的，而雇主们也在分享技术带来的好处。
未来几十年，我们会走向共同繁荣，还是将面对社会的进一步两极分化？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的结论是：要改弦易辙“时机已晚，但也许还有可能”；本书的最后一章列出了需要采取的一系列必要措施——总共十余条——内容包括了从“拆分大型科技企业”到“推动学术界改革”的方方面面。从作者自身的历史证据来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工人组织”，即工人是否能够（并被允许）组织起来，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目前的证据尚不明朗：许多经济体的工会活动都在缓慢增加，但这些努力遭到了企业的反对，许多工会运动都失败了。如果下面这个口号没有被先人提及，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可能会大声疾呼：“全世界的工人，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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