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迈克尔 • 彼得斯（Michael Peters）现任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美国经济存在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问题，那就是，过去几十年美国生产率增速的急剧放缓。1947年至2005年间，美国劳动生产率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但在2005年之后，该增速下降至1.3%。这种看似微小的差异却产生了惊人的巨大后果：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如果2005年至2018年每小时经济产出持续以2.3%的速度增长，那么美国经济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将比实际多出11万亿美元。
美国的情况只是发达经济体普遍经济趋势的一个体现。欧洲生产率增速的放缓甚至比美国还要严重。其结果是，欧洲在人均GDP方面明显落后于美国。生产率是经济扩张的关键驱动力。世界最大经济体生产率的低迷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波及发展中经济体——对后者而言，经济增长是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关键所在。
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增速停滞，原因是什么？研究指出，这与两个情况有关。其一，先进信息技术（IT）的快速部署使大型成熟企业受益，但却牺牲了小型初创公司的利益。其二，人口增速不断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减缓了新企业的创建速度。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减少了“创造性破坏”——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发现的带来创新的一项重要因素。这削弱了美国经济的活力。
生产率增速有两项关键的衡量指标，它们二者密切相关。第一项是劳动生产率，即简单计算每小时工作的实际产出。第二项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其同时考虑了资本密集度和设备利用率的变化。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劳动生产率和TFP同步发展（见图1）。劳动生产率增速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每年3%至3.5%放缓至80年代的每年2%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头十年初，随着生产率增速反弹至3%，美国经济短暂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生产率繁荣。大约自2003年以来，生产率增速一直乏力，而在“大衰退”后的十年中，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降至1.5%以下。自乌克兰战争以来，近期的经济冲击（如新冠疫情和大幅上升的能源价格）对就业和通胀动态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然而，生产率增速相对而言并未受到什么影响，且一直处于低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紧随劳动生产率增速的波动。虽然因为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总是超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会引起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降。
由于生产率增速下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影响，了解增速下降的原因至关重要。对于确定政府和央行是否具备有效的政策工具来解决这一问题，或者对于确定它们是否必须为长期的低增长做好准备，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
创造性破坏
近期研究表明，创造性破坏过程中的变化和商业领域的资源重新配置可能是理解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关键所在。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经济的技术状况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从直觉上看，总体生产率低要么是因为企业使用的技术效率低下，要么是因为一些企业可能可以使用生产率高的技术，但市场不完善导致它们无法取代效率更低的竞争对手。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源于更好的新技术出现，也可能源于将资源从生产率低的企业重新配置到生产率高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已不像以前那样充满活力。商业活力的一大关键是新企业的形成。它通常通过进入率或在给定年份开始运营的企业占比来衡量。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进入率从1980年的13%下降到2018年的8%。此外，美国企业的规模大幅扩张，平均雇员人数从1980年的20人增加到2018年的24人。因此，存在时间更久、规模更大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占比相较之前要大得多。这些趋势表明，近四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活力显著下降。
这带来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为什么商业活力下降与生产率增速放缓相关？其次，推动这些趋势的基本因素是什么？
直接原因
生产性周转、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和总体经济增速之间的联系是熊彼特著名的创造性破坏概念的核心，在这一概念中，新企业开发创新技术，以求取代现有生产商并夺取其市场份额。因此，总体生产率增速和企业层面的周转率等商业活力的指标，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说，新企业的形成速度放缓和老牌大企业的不断扩张，正是人们在生产率增速缓慢的时期会看到的。进入率下降，表明新技术出现的速度可能正在放缓。考虑到新进入的企业肯定更年轻，而且平均规模比已经存在的企业更小，因此进入率的下降自然会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上升。
大量且不断增长的研究提供了更多证据。首先，事实证明，企业集中度的上升与不断扩大的市场力量同时发生。美国上市公司的平均加价率从1980年的20%左右大幅上升至现在的60%。因此，已经存在的大型企业似乎越来越不受竞争影响，从而能够提高价格并扩大利润率。
第二项研究显示了企业市场力量增强的另一面：劳动者谈判力量减弱。自1980年以来，劳动力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已经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特（David Autor） 和其研究伙伴的记录表明，在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这种大幅下降的速度更快。在这些行业中，谷歌、苹果、亚马逊和沃尔玛等大型超级明星企业的增长最快。
第三，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资源在企业之间的重新配置效率出现了长期下降，正如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和其他研究人员的一系列论文所述。这表明，劳动者从衰落企业转换到扩张企业的过程并不像以前那样顺畅和活跃。
这些模式与以下观点一致：创造性破坏一直在减少，商业活力和总体生产率增速也因此而下降。如果已经存在的企业面临的来自新进入企业的竞争变少，那么它们就更容易建立起市场主导地位。这使它们能够提高加价率、利润率，并最终提高企业估值。由于更高的利润会削减产出中支付给劳动者的份额，因此劳动力在经济中的份额将随之缩小，尤其是在集中度最高的行业。
根本原因
尽管人们确信生产率放缓和商业活力的下降是由创造性破坏的减少导致的，但主要问题在于原因是什么？对于寻求如何扭转这些趋势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尤为重要。
研究人员考虑了四项广泛的解释：
虽然这些解释并不互斥，并且在现实世界中可能都相关，但对它们开展单独讨论是有帮助的。
IT技术和规模经济：在讨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生产率变化时，我们无法忽视IT技术的出现。IT技术的出现是否导致了商业活力下降以及特殊的生产率增速繁荣与萧条周期形态？最近的两篇论文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规模经济也起着重要作用。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其研究合作者（2023年）认为，先进的IT技术使企业更容易在多个产品市场中扩展其业务规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马丁·德·里德（Maarten De Ridder，2024年）认为，IT技术使企业能够以提高固定成本为代价来降低其边际生产成本。
这些解释的共同点是，采用此类技术对于生产率高的企业来说极具价值。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利用了IT技术的发展，经济经历了最初的生产率繁荣。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些大型企业的存在可能会给商业活力带来负面影响。如果新企业（例如新的IT初创公司）预计它们将难以与现有的大规模生产企业（例如亚马逊、微软或谷歌）竞争，那么它们进入市场的动力就会减弱。因此，整体经济增长和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减少，而已经存在的企业可通过收取更高的加价而受益。
知识传播过程的变化：另外一系列研究表明，企业之间的知识传播过程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论点认为，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技术落后的企业更加难以采用处于生产率前沿位置的竞争对手的技术。这种变化本质上可能是技术性的：谷歌或苹果等公司可能在技术上非常先进，以至于较小的竞争对手根本不可能采用其使用的技术。同时，这种变化也可能具有法律层面的原因，因为大型企业加大了防御性专利申请力度，通过创建密集、重叠的“专利丛林”来保护其技术领先地位。同这项假设一致，乌富克·阿奇吉特（Ufuk Akcigit）和西娜·阿特斯（Sina Ates）（2023年）记录了超级明星企业专利集中度的大幅提升。他们通过估计指出，技术采用的变化能够解释商业活力为何会下降，已经存在的企业为何能够享受非竞争性租金，以及生产率增速为何会下降。
人口增速放缓：虽然这些解释将创造性破坏的变化和生产率增速的放缓与技术环境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但最近的一些论文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些研究人员认为，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商业活力下降都反映了美国人口增速的下降。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口增速大幅下降，近年来达到了历史低点。人口增速下降会导致生产率增速下降，这是大多数经济扩张理论的标志性观点。我和我的同事康纳·沃尔什（Conor Walsh）在2021年展示了人口增速放缓也会通过减少进入市场的新企业数量来减弱创造性破坏并削弱商业活力。其他研究人员则给出了关于人口增速、新企业形成速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商业动态过程之间关系的直接实证证据。
政策变化：最后，人们可能会想到许多政策变化，它们可能引发了新企业数量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创造性破坏减少和商业活力减弱。例如，监管法规的变化，例如，许可证要求、使已经存在的企业而非可能进入市场的企业受益的研发补贴，以及企业税的变化。
虽然这些政策对特定行业可能很重要，但在总体层面上，它们似乎不太可能给出重要的解释。最近的研究表明，观察到的此类政策变化无法定量解释生产率增速的放缓和商业活力的下降。更重要的是，生产率增速放缓和商业活力下降并非美国独有的现象。它们出现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只是程度不同。
奥卡姆剃刀
按照十四世纪的“奥卡姆（Occam）剃刀原则”——最简单的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关注全球性变化，而不是美国特有的政策变化。先进IT技术的发展和人口增速的下降符合这一原则，并且最有可能在商业活力下降和生产率增速放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形势变化还凸显出了制定特定政策来应对这些趋势的可能性。关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更高成本。虽然这些讨论的焦点是财政可持续性问题，但如果人口增速下降确实导致了生产率增速下降，那么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会带来更深远的影响。考虑到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政策效果有限，中短期内可用的主要政策措施很可能是采取移民政策。
相比之下，与IT繁荣带来的影响相关的政策选项更加具体，并且可以说与反垄断执法措施直接相关。如果IT技术确实导致了集中度的上升，且这给生产率增速带来了不利影响，那么企业市场力量的增强不仅会通过提高价格、而且会通过拖慢创新和经济增速来伤害消费者利益。这当然增加了市场竞争政策的重要性，原因在于：毫不夸张地说，如何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价值数万亿美元的问题。《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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