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

下午好。今天，我十分荣幸能在这宏伟的万国宫发表演说，万国宫是多边主义的持久象征。我要感谢周到的东道主，我亲爱的朋友盖·赖德，他本人就是全球共同利益的支柱性人物。

国际劳工组织的朋友们：祝贺你们百年诞辰！一百年以来，你们倾心服务于社会伙伴关系和社会正义的崇高事业。

细想一下，国际劳工组织的成立与基金组织的成立有很多共同之处。

你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前提是社会正义是持久和平的根基。我们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前提是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是持久和平的根基。

你们把社会伙伴聚集在一起，致力于确保每个人都有体面的工作——知道体面的工作不仅仅是一份薪水，它还是意义、目的和尊严的源泉。我们把全世界189个国家汇聚一起，致力于促进金融稳定以及可持续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知道这是实现人类真正繁荣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今天下午的话题——社会支出——就再贴切不过了。此话题与我们两个机构都息息相关，与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也相关。

1. 社会支出——一个重要的政策杠杆

首先让我给此术语下个定义。所谓的社会支出指的是社会保险、社会援助以及公共卫生和教育支出。因此，社会支出是一个比社会保护更为宽泛的概念，因为它包括医疗和教育的支出，这在低收入和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毫无疑问，这些规划对于促进公民福祉和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公共养老金让我们的长亲免受贫困烦扰，可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医疗保健不仅可以挽救生命，还能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初级和中等教育让我们最年轻的公民有机会充分发挥自身潜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在更深的层面，我认为社会支出是社会契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此契约是实现我们各自机构使命所必需的。

这不是什么新的看法。为公民提供维护和平及促进和谐社会关系所需的金融保障至关重要，这可以追溯到古代文明。

这是从工业革命汲取的一个教训，当时政治家们采用不同形式的社会保护应对新的社会和政治挑战——回想一下德国的俾斯麦改革。

这是上世纪30年代最黑暗时期过后汲取的一个教训。经济历史学家巴里·艾森格林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认为德国和英国在当时10年间采取的政治路线截然不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在面临严重失业时，其失业保险计划起了较好的作用。

这也是战后时期总结出的一个教训，在广泛参与以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支持下，社会契约让发达经济体实现了长达30年的强劲和共享增长（黄金三十年）。

这告诉我们，各经济体如果要实现具有韧性和可持续的增长，其增长就必须具有包容性——这就需要社会支出。反过来这又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提供了社会和政治支持，并以此建立信任。

总而言之，社会支出很重要。今天，由于面临新的挑战，社会支出具有重要意义。退休人员增加，工作人员减少。技术对工作和薪酬带来影响。由于不平等加剧，要求更大程度的公平。妇女参与经济并充分发挥潜力面临障碍。气候变化对生存带来威胁。信任减少、不满增加，导致出现对全球合作的背离。

应对这些复杂的挑战，没有任何简单的政策应对措施。然而，尽管社会支出不是唯一的应对手段，但无疑是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毫无意外，调查显示，在许多国家，公众对收入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不断上升。

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的中心，社会支出应占据应有的位置。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社会支出战略

有鉴于此，我想谈谈将于今天发布的基金组织参与社会支出的新战略。

在过去10年里，随着社会支出问题对于成员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明显加大了对包容性增长和社会支出问题的参与工作。

例如，我们的分析发现，高度不平等会破坏可持续增长。报告还发现，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提高了生产率和增长，减少了机会和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同样，从高收入群体向低收入群体重新分配的社会支出计划可以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它们还可以提高低收入家庭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包括人口变化、技术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预计这些冲击会变得更加频繁和更具破坏性）。

在国家层面，我们发现，基金组织五分之四的代表团团长——那些带队与成员国开展工作的工作人员——认为，社会支出对成员国具有“宏观重要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宏观重要性是基金组织决定参与所有结构性问题的关键触发因素。近一半的代表团团长认为社会支出对于社会-政治稳定和投资于人至关重要。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加大了对国家层面社会支出的参与工作。例如，我们帮助加纳创造财政空间，以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实现其普及中等教育的目标。我们帮助日本制定了养老金改革方案，这对于老龄化社会非常必要。在塞浦路斯，我们帮助政府在发生严重危机时加强社会安全网——包括引入新的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同样，在牙买加，我们支持在经济紧缩时期扩大社会援助项目。

在我们所有的规划中，保护穷人和弱势群体目前是、而且将来继续是一个核心目标。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向各国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它们提高国内收入。2010年至2018年期间，这方面的支持几乎翻了一番。我们估算了为核心可持续发展目标（卫生、教育和重点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所需的额外支出。我们发现，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这需要在2030年将GDP平均再增长15个百分点。

因此，很明显，社会支出不仅是一种支出，而且是对社会福祉最明智的投资。扩大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可以在人口中产生更广泛的生产率增长，让所有公民都能富裕起来。为了在明天收获更强劲全球经济带来的回报，我们必须从今天开始加强社会规划项目。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扮演潘格罗斯的角色。在现实世界中，最好的想法也会面临最严格的预算限制。

那么，我们该如何推进呢？我们必须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社会支出必须充足，但也必须有效，并有持续的资金支持。支出充分性。支出效率。财政可持续性。我们将采用这些标准来评估社会支出的“宏观重要性”。

我们期待这一新战略将引导基金组织更有效地参与社会支出问题，提高我们政策建议的质量和一致性。它汇集了多年来在社会支出问题方面的实践经验，并为一致地将这些最佳实践应用于我们的参与工作确定了清晰的路线图。

在未来一年半里，我们将充实该战略，为工作人员提供更明确的指导，重点是通过加强工具和数据库，持续开展分析性工作，以及提供关于退休金、社会援助、教育以及医疗卫生的背景说明。

我们的战略应确保我们的参与工作将更加连贯，更加切实有效，并更好地适应成员国的具体偏好和国情。

3. 成功的伙伴关系

然而，要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需要朋友们的帮助。这就引出我今天演讲的最后一点：需要“成功的伙伴关系”，这是我们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

这意味着我们所有人——国际组织、学术界、国家当局、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共同努力。因此，我们在制定战略时进行了广泛的磋商。我相信，这一工作也从与国际劳工组织的接触中受益匪浅。在此，我要向国际劳工组织致以深深的谢意。

这一经验清楚地表明，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组织之间保持密切接触是非常宝贵的。你们在社会支出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助基金组织团队。我们可以提高社会支出在围绕稳定和增长的广泛经济政策讨论中的重要性，以此提供帮助。

我们还将受益于与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更密切合作。民间社会、学术界、智库和工会都对社会支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视角可以丰富基金组织的观点，帮助我们抵制集体思维的诱惑，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各国的具体情况。

当然，在设计旨在减少贫困、促进包容性和保护弱势家庭的社会支出项目时，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各国有不同的偏好，面临不同的挑战，有着不同的长期愿景。但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提出正确的问题，并有望找出正确的答案。

说到底，我们有义务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那些面临财务不安全和健康状况不佳的群体；几乎没有什么机会的群体（包括妇女和女童），以及未来的若干代人。我们有义务帮助各国在2030年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位国际劳工组织的伟大朋友和支持者——曾经明智地指出，“考验所取得的进步，不在于我们是否能为富人锦上添花，而是在于我们是否能为穷人雪中送炭。”

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因此，让我们携手努力，制定明智而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支出政策。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