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

各位同事，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与大家交流。

2020 年已经过半。新冠病毒（ COVID-19 ）在全球蔓延恐怕是上半年最常谈到的主题。的确，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迄今为止， 2020 年不同于以往。一方面，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世界各国积极行动，抗击病毒，挽救生命；同时，施政施策，稳定经济，保障民生。

接下来，我想就以下三个方面与大家交流。

首先，关于国际和亚洲地区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判断。

今年年初以来，尤其是过去 5 个月里，受新冠病毒以及各国为阻断病毒传播而不得不采取的人员隔离、保持社交距离以及鼓励居家隔离等措施的影响，全球经历了上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

受疫情传播的阶段性影响，有些国家已经开始重启经济，抓紧复工复产。但是，由于人们尚未找到根本的医疗解决办法，比如特效药的生产和使用，疫苗的研制、生产和使用，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经济的恢复仍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疫情开始以来， IMF 分别于今年 4 月和 6 月两次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4 月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20 全球经济增长率从 3.3 % 大幅调降至 -3.0 % ； 6 月的报告进一步将 2020 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了 1.9% ，达到 -4.9 % 。换句话说，我们认为病毒对 2020 年全球经济的负面冲击比二、三个月前更为强烈。

在六月的报告里，几乎所有 IMF 成员国 2020 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值都有所下调，这在大萧条以来 90 年的时间里还是第一次。 2020 年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将同步出现严重下滑。其中，发达经济体将萎缩 8% ，新兴经济体将萎缩 3% （如果不包括中国，将萎缩 5% ）。 2020 年，超过 95% 的国家人均收入预计都将出现负增长。出口型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冲击。

鉴于全球疫情还在发展中，不少国家的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我们认为目前对 2020 年全年经济的预测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就上行风险而言，对病毒的更多了解、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药物和疫苗方面可能取得的更为积极的进展，都可能极大增强人们早日战胜病毒的信心；更大、更有力的经济金融政策支持也可能引导经济更快、更多的恢复。就下行风险而言，疫情的反复、反弹，金融条件快速趋紧，贸易减少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剧等等都可能进一步消蚀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信心，从而导致全球经济进一步萎缩或增长趋缓。我们估计 2020 年全球贸易将萎缩近 12% 。全球贸易如果进一步萎缩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抑制力量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前景又是怎样的呢？

4 月 IMF 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以来，除中国以外的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不得不加大了疫情防控力度。目前，亚洲各国的疫情形势不尽相同。部分国家新增病例还在大量增加，也有国家仍在努力“压平曲线”，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疫情目前则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对于除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防疫封锁措施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2020 年二季度。

关于 GDP 增速的预测，我们预计亚洲的产出将收缩 1.6% ，进一步低于我们 4 月预测的零增长水平——这恐怕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实际上，亚洲在 2020 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要好于 4 月的预测值，原因在于一些国家较早就稳定了疫情。但考虑到全球需求疲软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需要在更长时期实施防疫封锁措施，大多数亚洲国家 2020 年的增速预测值在 6 月的报告中都被下调了。

我们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只有极少数几个经济体将实现正增长，其中中国将增长 1.0% 。亚太地区大多数经济体将在 2020 年出现萎缩，部分国家萎缩幅度还比较大——韩国将下降 2% 左右，印度将下降 4.5% ，日本将下降 5.8% 。部分依赖海外侨汇、旅游业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其萎缩程度甚至会更大。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在亚洲各国， 2020 年唯一增长的需求支出是政府消费和投资，不论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都是如此。换句话说，各国目前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政府的支撑。

第二，全球和亚洲经济复苏需要更长时间

我们认为全球经济复苏总体上将在 2021 年开始。我们预测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5.4% ，比我们 4 月的 5.8% 的预测少了 0.4% 。考虑到 2020 年新的基数比 4 月的预测要低不少， 2021 年更加缓慢的经济增长率将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体量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总体而言， 2021 年全球 GDP 水平将低于 2019 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除中国以外）都如此。因此， 2021 年全球经济仅仅是部分复苏。如果按照我们 6 月的预测推算， 2020-2021 两年间全球经济的体量将比没有疫情爆发的情形缩减 12 万亿美元以上。其中，酒店业、旅游业和旅行服务业等行业受到的冲击尤为显著。

我们预计， 2021 年亚太地区整体将增长 6.6% ，其中中国将增长 8.2% 。这看起来十分不错，但比起 4 月预测值还是低了 1% ，总体而言，亚洲 2021 年的实际 GDP 增速比危机前的预测低了 5% 。换句话说，我们预计疫情给亚洲造成的产出损失将持续存在。不幸的是，部分产出损失将是永久性的。我们认为，私人部门在 2021 年将逐步复苏。但私人部门的复苏可能比先前的预期更为缓慢。不仅如此，这种由私人部门带动、在 2021 年实现增长的假设目前来看可能更偏向乐观的一面。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缓慢而且仅仅是部分的经济复苏呢？

这里，我想强调几个原因。

一是与预期相比，防疫封锁措施的范围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同时，尽管有关国家推出了政策刺激，但我们仍看到出现了一些长期性负面影响。基金工作人员最近做了一项包含 57 个经济体的最新研究。研究表明，由于防疫的需要，防疫封锁措施导致工业产出每月下降 12% 左右。即便完全放松这些措施，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依然存在，经济活动也不太可能完全恢复。从危机中幸存下来的企业会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卫生标准，可能在短期内对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此外，许多亚洲经济体都依赖旅游业、海外侨汇和面对面接触的服务，都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恢复。

二是贸易增长放缓。就全球而言，今年一季度国际贸易与上年同期相比萎缩了 3.5% 。就亚洲而言，其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总体态势并没有改变。当全世界遭受疫情冲击时，亚洲地区也无法独善其身。亚洲地区国家过去一段时间已开始转变基本增长模式，减少依赖出口并转向区内需求，但本地区对区外需求的依赖还是十分明显的。鉴于区外发达经济体正经历严重衰退， 2020 年亚洲地区的整体出口预计仍将大幅下滑。

三是亚洲地区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最近几年已在迅速上升。我们的最近研究表明，疫情大流行又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尤其损害了受教育程度较低人群的就业前景。当前的新冠疫情不仅使收入不平等现象有所扩大，对亚洲地区造成了更为不利影响。这是因为亚洲的非正式劳动者比例很高。这可能给经济造成比较严重的长期影响，使经济复苏所需时间更加漫长，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支持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四是债务水平高企将成为全球各国的共同挑战，亚洲也是如此。许多亚洲国家家庭、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都有所恶化，可能影响投资者情绪、延缓复苏进程，从而加据经济受到的长期不利影响。

最后，如果我们当前预测的、由私人部门主导的复苏并未出现，那么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将会缺乏足够的政策空间，无法像今年截至目前的那样有能力提供迫切需要的经济和金融政策支持。

第三， 如何寻求有效、有力的政策 支持经济复苏？

严重的衰退和缓慢的复苏过程，对全球政策制定者而言意味着：我们仍未走出危机的“森林”，需要高度重视，审慎施策。

让我们先来看看应对新冠疫情和经济复苏的短期政策。

从积极方面看，到目前为止，大规模政策支持促进了经济复苏，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新兴经济体的政策支持规模则相对没有那么大。全球各国财政支持规模目前已超过 10 万亿美元。主要央行则通过降息、注入流动性、购买资产和货币互换等方式提供巨大支持，金融条件也更为宽松。许多国家的上述措施成功地为民生提供了有力支撑，避免了大范围的企业破产，从而帮助减轻了危机可能造成的持久性创伤影响，促进了经济复苏。

即便实体经济的前景目前还很少见到乐观的曙光，但各国非常规的支持措施，特别是主要央行采取的举措推动了融资环境的恢复。股票价格已经反弹，信贷利差有所收窄。新兴经济体的证券投资流动水平已经稳定下来，前期急剧贬值货币受到的压力有所缓解。这些支持政策有效防范了金融危机，从而避免了更糟结果的出现。但同时，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表现分化甚至背离已成为重大的脆弱性问题，引发了人们对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担忧。

目前，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重启经济，复工复产。政策支持的重点需要转向鼓励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帮助劳动力从正在萎缩的部门向需求不断增长的部门转移。支持复苏的政策还应包括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解决债务积压问题的措施，为此需要加强企业的破产框架，完善不良债务的重组和处置机制。

就亚洲国家而言，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也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在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新西兰尤为突出。亚洲新兴经济体大多缺少财政预算的政策空间，因此主要使用了担保、贷款、准财政措施等形式来提供支持，从而缓解企业面临的流动性短缺。

接下来，亚洲国家是否需要推出更多的支持措施？这取决于疫情是否会二次爆发。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支持措施是临时性的，当局需要研究是否延续或调整这些措施，避免突然出现严重财政压力。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小型岛屿国家，需要积极寻求发展伙伴的支持，以获得更多的预算。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亚洲国家还面临着一些特定挑战。其中，我们至少应关注两点。其一，前面已经提到，亚洲地区的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正在加剧，非正式经济部门的比重也很高，这增加了实施政策支持的难度，并可能加剧危机带来的长期影响。其二，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值得关注。如果金融市场再次出现不安情绪，那么一些国家可能使用资本流动管理措施。

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优惠贷款、债务减免和资金捐赠等形式，确保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为关键性的支出项目提供资金。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必须能够获得国际流动性。亚洲地区有着为数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因此，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获得充分的国际流动性以及落实全球金融安全网，也是当务之急。

从中长期来看看，除了集中精力，抓紧走出疫情，恢复经济，亚洲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们还必须关注本地区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实际上，这些结构性挑战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疫情的出现，更加彰显了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性。一是人口老龄化和生产率增长趋缓。这方面 IMF 做过不少研究。一个重要结论是未来 30 年， 人口老龄化预计将减少平均年 GDP 增长率 0.5-1 个百分点，比如在日本等、

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应制定政策鼓励女性和其他群体更多参与劳动力市场，以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二是政策应增强企业活力，健全企业准入和退出机制，帮助解决企业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促进企业创新，提高生产率的增长。比如，在部分亚洲国家，僵尸企业占用了 5-10% 的企业资本总存量。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有利于资金流向竞争、创新和其他增强生产率的领域。三是贸易开放。亚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受益于贸易强劲增长，在最近几年也感受到了本地区经济由于贸易变缓而受到的冲击。我们注意到，相关国家正努力解决贸易和技术分歧，区域一体化进程仍在持续推动，同时完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我们的研究表明，进一步贸易开放和区域一体化，在新的稳定状态下，可以将亚洲地区 GDP 总量提高至少 10% 。四是数字化经济和自动化广泛应用为全球和亚洲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亚洲地区使用了全世界 2/3 的工业机器人；亚洲的线上零售交易份额超过欧美同行的 150% 。此次新冠疫情期间，数字经济更是表现超群，在居家工作、增强商业灵活性以及减少资源占用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然，新技术应用也有挑战，比如如何应对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包括数字鸿沟），并为因新技术应用和产业转移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劳动者提供支持。此外，还应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这一点对全球合作至关重要。若条件允许，各国应开展绿色公共投资，这既能推动经济复苏，又可支持气候方面的长期目标。还有，大力发展碳排放定价的机制，完善监管政策框架，包括税收政策，为资金更多投向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领域创造条件，也是重中之重。

结语

不论是为了应对这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危机，还是因为迎接更多结构性的中长期挑战，全球合作至关重要。这场危机清楚表明，保持世界各国之间的彼此联系是多么的必须和必要。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唯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病毒。对于高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亚洲而言，外部需求尤为重要。亚洲经济复苏的力度，有赖于亚洲与世界其他国家继续保持开放和创新的能力，也有赖于亚洲各国之间进一步深化联系和推进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其中也包括大湾区的建设）。

IMF 将继续尽其所能，确保国际流动性充裕，提供紧急资金援助，支持二十国集团的暂停债务偿还倡议，并在这场空前的危机中为各成员国提供建议和支持。我们已经向全球成员国提供了 2500 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在亚太地区，我们一直都在与本地区成员国保持紧密联系。在贷款方面，目前为止，我们已同意为亚太地区提供 4 项紧急融资援助和 1 项 IMF 债务减免安排。在能力建设方面，尽管不能够像以往那样随时保持面对面沟通，但我们仍在持续开展工作，围绕现金管理、危机中的监管应对、确保危机过后税收措施能够切实执行等主题，提供了在线帮助。

总之，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任务是繁重的，挑战是严峻的。唯有各国共同努力，相互携手，才能使全球经济持续走向更加绿色、智慧和公平的复苏之路。 IMF 随时准备继续为其成员国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最后，我期待本次会议其他部分的精彩讨论，并对主办方的邀请再次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