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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韦利兹介绍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梅利莎·戴尔，后者开创了从历史遗产中探寻真相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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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 • 韦利兹（Chris Wellisz）负责世界银行贸易团队的沟通工作。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在秘鲁库斯科埋头整理史料的梅利莎·戴尔（Melissa Dell）需要歇口气。于是她搭乘巴士去探访自己正在研究的偏远山区，花了几周时间与当地人攀谈。这些西班牙统治时代银矿矿工的后代身着克丘亚传统服饰，居住在土坯地面、没有窗户的木屋。
戴尔回忆说：“我会问当地人：‘这边跟那边有什么不一样？’”她说的那边，指的是几英里外的一些村庄。“他们会说：‘那边有路。因为有路，他们种了玉米，就可以拿到市场上卖。如果我想把我种的玉米拿到市场上卖，玉米在半路上就烂了，因为这边根本就没有铺过的路。’”
这些对话印证了戴尔的观点，也就是殖民时代的劳役制度（称作“米塔制”）在土著居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直到两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清晰可见。戴尔造访时，当年实施米塔制的地区几乎没有铺过的道路，与生活在米塔制地界之外的居民相比，这里的居民往往更加贫困，并有更大可能是仅能维持生计的农民。
2010年，戴尔的研究在知名学术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当时她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她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秘鲁矿业米塔制的持续性影响》（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Peru’s Mining Mita），仍然在她母校哈佛大学的本科经济学课堂上教授。美国经济学会2020年决定授予她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这篇论文的份量。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每年颁给一名40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
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些地方繁荣发展，而另一些地方停滞不前。社会如何沿着发展阶梯向上爬升，实现更大的繁荣？实现经济成功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为什么南非和柬埔寨在1960年时的生活水平相当，而今天南非的人均GDP要远高于柬埔寨？
类似的问题为一些宏大、近乎史诗般的书籍提供了灵感，这些书籍的内容横跨好几个世纪和大洲。例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着眼于环境因素，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则关注体制的作用。
戴尔对这些问题充满兴趣，但她想开辟一条不同的道路。她把这一主题放在显微镜下，不是考察各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而是考察邻近乡镇之间的财富差距。
戴尔在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的采访时说：“要想真正深入研究，需要有本地视角。通过关注微观层面，可以弄清楚更多的详情和细节。”
戴尔对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在于找到了她所说的“持续性通道”（channels of persistence），这也是她采用微观方法的优势之一。在米塔制的案例中，这种通道便是西班牙殖民者实施劳役制度地区基础设施的缺乏。
在实施“米塔制”以外的地区，大型农庄的所有者利用政治影响力修起了道路，方便自己的产品运到市场上。而在实施“米塔制”的地区，大型农庄较少，因为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不希望农庄与他们争夺劳动力，因此道路也较少。
戴尔的另一项重大贡献是完善了一种名为“断点回归”的计量经济学工具。这种工具的经典应用是研究某种社会服务，如美国医保计划Medicare对研究对象产生的影响。“断点”为被保险人达到65岁。在65岁之前，你没有资格参保；到了65岁，你就取得了参保资格。学者利用这种断点，对刚过65岁的人和快到65岁的人进行比较，就Medicare的影响得出结论。
戴尔将这种方法发扬光大，扩展到运用于地理空间，例如采矿业实施“米塔制”边界内外的村庄。这就涉及到更多的变量和更加复杂的计算。戴尔的同事说，戴尔虽然不是第一个运用地理回归分析的人，但她完善了地理回归分析，并使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界普及开来。
纽约大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副教授巴勃罗·奎鲁宾（Pablo Querubin）说：“戴尔在研究米塔制的论文中为许多人介绍了地理回归断点设计，其他人受此启发写出了几十篇论文。”
为研究米塔制，戴尔通过自学掌握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图软件的使用方法，用来精确定位她所研究的村庄，确定各个村庄之间以及这些村庄与“米塔制”边界的位置关系。她后来还在课堂上教授如何使用该软件。
在戴尔的仰慕者看来，掌握地理信息系统是戴尔一丝不苟和坚持不懈的例证。这些品质还体现在她勤奋的档案查询工作和对包罗万象的文献的把握之中，这些文献从西班牙殖民地到现代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运作，无所不包。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戴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导师之一阿西莫格鲁（Acemoglu）说：“梅利莎身上有个特质，她从不投机取巧。”
戴尔在俄克拉荷马州伊尼德长大，这座人口约五万的城市坐落在北美大平原边缘，因拥有巨大的储粮能力而被誉为“小麦皇后城”。她的母亲是一名幼儿园老师，父亲在一个空军基地的汽车配件商店当平民承包商。
在哈佛大学，她参加长跑比赛，主修经济学，起初打算上法学院。她学了西班牙语，在秘鲁一家妇女小额信贷组织当过暑期实习生。那是她第一次出国。
她说：“挺开眼界的，我能够亲眼看到发展中经济体的状况，有机会跟当地人聊天，了解他们的视角。”
她直到大学四年级才决定攻读经济学博士，当时她读了一些论文，其中包括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罗宾逊共同撰写的《殖民地起源的发展比较》（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一文。这篇论文认为，主要剥削自然资源的“榨取性”殖民制度造成了后患，催生了现代世界各个地区的欠发达问题。
戴尔说：“这让我想到了米塔制，我想到，米塔制是榨取性体制的典型例证。”
米塔制成为她本科毕业论文的研究课题，她在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的两年时间里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到她入读麻省理工学院时，她已经又用了一个暑期在秘鲁开展研究，为她的博士论文打下了基础。
针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开展的工作使她对亚洲与拉美不同的发展路径产生了持久的兴趣。她阅读了关于亚洲经济体的文献，开始思考韩国、中国台湾省等东北亚经济体与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分化。
她意识到，越南位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汇处。在题为《历史国家、地方集体行动与越南的经济发展》（The Historical State, Local Collective A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Vietnam）的论文中，戴尔和共同作者内森·莱恩（Nathan Lane）及奎鲁宾使用地理回归断点法来研究两种管理模式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北部的大越采用中国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村庄是基本行政单位；南部的前高棉地区则采用恩庇-侍从模式，农民向地主上贡，而地主为农民提供保护。
戴尔和她的共同作者发现，几个世纪之后，在前大越地区，家庭消费比前高棉地区高出三分之一左右。前大越地区村庄的居民参与地方公民机构的几率为前高棉地区的两倍，教育程度更高，并有更多机会获得医疗服务。
戴尔和奎鲁宾在对越南现代生活水平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文件：美国和南越当局1969年至1973年对1.8万个村庄进行调查的结果。这些调查有的按月有的按季度，收集了对169个问题的答复，问题涉及当地政治、经济和安全状况。这可谓是了解当地人态度和生活水平的信息金矿。
开展这项研究的人使用了一个算法来将答案加总，为每个村庄得出一个安全分数。安全分数较低的村庄遭到轰炸的可能性显著较高，理论依据是，使用压倒性火力能够削弱叛乱力量，干扰他们的行动并打击士气。
分数为从1到5的连续数值，但由于当时的运算能力有限，这些分数被四舍五入取了最接近的整数。这就意味着，两个结果非常相近的村庄（例如2.49和2.51）会得出不同的分数，在分界线造成断点。
戴尔回忆说：“我刚开始分析数据时，就意识到这属于回归断点。”
戴尔和奎鲁宾要想进一步研究，首先需要取得未经四舍五入的安全分数，而这些分数已经不复存在。但有一种变通办法：如果可以找到用来所谓计算未经四舍五入分数的条件概率矩阵，就可以重走计算过程，重建原始数据。
于是，他们在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了数千箱文件，想要寻找这些矩阵，但一无所获。在得克萨斯理工大学越南战争在线档案库中进行的搜索也是徒劳无功。
戴尔决定离开马萨诸塞州剑桥前往华盛顿特区，查找麦克奈尔堡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收藏的档案。一开始，她什么也没找到。后来，一名在旁边工作的历史学家说，他在地下室里看到过一些箱子。戴尔到地下室里查看了之后，出来给奎鲁宾发了一条两个字的短信：“找到”。
奎鲁宾回忆说：“我多半早就放弃了，但她十分坚定，坚持不懈地寻找那些条件概率矩阵。”
在重建原始分数并应用断点回归之后，戴尔和奎鲁宾得出了结论，认为美国的“压倒性武力”战略效果适得其反：轰炸使村民更有可能支持共产主义起义活动，并削弱了非共产主义公民活动。
他们论文的某些部分读起来像控诉美国在越南采取的军事战略，该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由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麾下的“常春藤联盟神童”主导，其中包括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以及《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的作者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这本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号称发现了各国攀登发展阶梯须满足的条件。
戴尔批评说，邦迪和罗斯托等顾问提出并无数据支持的花哨理论，她说，他们给社会科学带来了坏名声。他们的失败“无疑表明必须为极其复杂的政策问题引入一系列视角，并真正用数据来检验问题”。
阿西莫格鲁说，戴尔成功弥合了理论与实证工作之间的差距。他说：“她具有严谨的学术思维，同时又能敏锐地认识到人类面临的真正的一阶问题，她是将两者巧妙结合的完美范例。”
戴尔博士论文的另一名导师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说，戴尔关于越南的研究工作表明，“她愿意倾力投入，她的投入带来了这些长期回报”。
戴尔最近在研究日本在中国台湾省的殖民统治如何影响这座岛屿的发展。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20世纪初日本公司的记录。这批宝贵的资料很难数字化，因为它们使用了成千上万个现已不再使用的字符，版面布局也很特殊。
于是，她运用自学的编程技术，利用开源软件开发了一个名为Layout Parser的程序包，使学者能够扫描格式特殊的文件。她还正在做一款字符识别软件，该软件将比市售光学字符识别软件更简单、更准确，更适合读取历史学家使用的那种文件。
戴尔说：“这为极其丰富的资料打开了大门。我觉得这个项目也挺适合在疫情期间做，因为档案馆关门了。”
奎鲁宾对戴尔不吝溢美之词，他指出，戴尔动手做这个项目一年后，便开始教授一门关于数据监护深度学习方法的课程。
他说：“她在方法上取得的突破，将带动其他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解锁许多其他项目。这将是非常重要的贡献。”
奎鲁宾和其他学者认为，戴尔在研究上的坚持不懈与她的长跑经验具有相似之处。奎鲁宾回忆，他有一次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的讨论小组里看到戴尔，觉得她看起来很疲惫。结果发现她正在训练备战超级马拉松。
戴尔暂时放弃了超级马拉松。她与富达投资集团的Austin Huang结了婚，两人有三个孩子，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已经四岁。
她说：“我确实喜欢把跑步当消遣，但现在我没法把孩子全都放进一辆双座婴儿车上推着跑。”
“希望最大的孩子大到能骑车跟我一起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开始跑步。我认为，长跑的确能让人更加深入地领会坚持不懈这一宝贵的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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