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卡什·朗加尼（Prakash Loungani）向我们介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这位教授强烈主张对最富裕人群增税。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2012年，为逃避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个人的高昂附加税，法国著名演员热拉尔·德帕迪约（Gérard Depardieu）移居比利时。德帕迪约的轻易避税之举，被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彼时，年轻的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对该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不久前在巴黎经济学院（PSE）撰写的硕士论文恰好探讨了税率对超级富豪移居避税的影响。
时间快进至2024年7月，二十国集团（G20）讨论了一项对世界3000名亿万富翁征收最低限度全球税的提议。国家之间的协同合作，将确保德帕迪约的类似跨国避税事件不再发生。起草该G20提案蓝图的，正是当年风华正茂的祖克曼。
距离其硕士论文发表还不到二十年，如今37岁的他已然成为全球衡量收入和财富以及向超级富豪和公司征税问题（如何征和征多少）上的顶尖专家之一。“我们必须纠正自己在对超级富豪征税上犯下的错，而不是干脆举手投降由他们去。”祖克曼告诉本刊。
政治创伤
祖克曼在巴黎安逸的环境中长大，父母皆为医生，本科时便就读于名校。是什么驱使了这位富人的后代去研究如何惩罚富人呢？2002年法国大选当属缘由之一。右翼政党领袖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 Pen）进入总统竞选的最终轮，祖克曼描述该事件为“自己青少年时期的政治创伤”。勒庞的观点和政策主张让他感到惊愕。他表示自己不希望“这场灾难卷土重来”的愿望塑就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作为其职业生涯初期的一个标志，祖克曼在2006年创办了一本期刊，帮助“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学和社会学）开展对话，并将他们的工作与政策辩论联系起来”。《纵观经济》（Regards croisés sur l’économie）期刊至今仍在出版，为法国和其他地方关于税收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信息。
2008年，在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指导下，祖克曼完成了在PSE的硕士论文，探讨了法国特富税引发的富人移居避税现象。由于不确定是否继续学术之路，他入职了法国券商公司Exane开始工作，凑巧的是，当天正是雷曼兄弟破产之日。在金融业工作期间，祖克曼从工作数据中注意到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小型辖区，这激起了他对避税港的兴趣。“离岸财富的数量之大和逃税的程度之广让我变得更激进了。”祖克曼告诉本刊。这也使他确信，分析数据和政策问题需要扎实的经济学训练。随后他重返巴黎经济学院，在皮凯蒂的再次指导下，于到2013年取得博士学位。
不过，祖克曼的导师和经常合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表示，祖克曼的博士论文和传统经济学论文有所不同。在祖克曼的论文中，有几个章节都在讨论如何衡量避税港中的隐藏财富，以及打击此种逃税行为的最佳之策。论文第三章由祖克曼和皮凯蒂合撰，他们为许多国家梳理了新的资本收入和财富的历史数据序列。塞斯说，这一章是皮凯蒂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的主干。
而这两个主题——衡量逃税规模和超级富豪的财富——继续出现在祖克曼后来的大部分著作中。皮凯蒂表示，祖克曼之所以脱颖而出，是因为他将对新数据源的关注同“对大局的深切担忧”相结合。
隐藏的国家财富
1975年，卡罗琳·多加特（Caroline Doggart）所著的《避税港及其用途》（Tax Havens and Their Uses）一书首次在伦敦《经济学人》杂志书店开售，一时间，店门口排起了长达几个街区的购买队伍。在那个年代，航空公司杂志上刊登着税务规划师的广告，提供各种逃税方案。这种对逃税的宽容态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生了变化，因为各国注意到，随着金融中心吸引超级富豪的财富涌入，本国出现了税收流失，对超级富豪的活动稽查不足。
不过即便态度转变，弄清楚到底有多少财富藏匿在避税港中也绝非易事。祖克曼2013年的博士论文，是21世纪10年代填补这一“令人生畏”的数据缺口的开创性工作之一——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吉安·玛丽亚·米莱西·费雷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表示。随着审查的加强，一些金融中心公布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银行存款信息。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祖克曼和他的合著者利用这些数据，估计了各国藏匿在避税港中财富的差异。文中显示，离岸财富仅占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收入的百分之几，但欧洲大陆的这一比例达到了15%，而俄罗斯、海湾国家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更是高达60%。
数据泄露——巴拿马文件事件和汇丰瑞士分行的泄密事件——以及税收特赦的结果，为祖克曼提供了下一个突破口。结合上述信息和各国的税务记录，祖克曼和其合著者于2019年发布的论文印证了一个人人都怀疑的事实：拥有离岸财富的人正是各国的超级富豪。文中估计，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90%的离岸财富属于收入分布前1%的人；收入分布前0.01%的人持有离岸财富总数的50%。祖克曼的研究还发现，富人逃税比传统审计预计的还要猖狂。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收入分布前0.01%的人逃掉了约25%的税，而审计发现的只有5%。
公司的隐藏财富
逃税的不仅有富人，还有富裕的公司。正如亿万富翁可以跨国移居避税，跨国公司（MNC）可以在低税率辖区报告利润，从而降低其整体纳税负担。由于跨国公司采用复杂的避税策略，因此难以追踪，也难以估量逃税程度。祖克曼的研究“对衡量跨国公司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米莱西·费雷蒂告诉本刊。
祖克曼的研究显示，在21世纪10年代，跨国公司海外利润的30%至40%是在避税港报告的。此外，跨国公司声称自己在避税港的经营取得了比当地公司高得多的利润，而这些高利润却只依赖于少量资本和劳动力，匪夷所思。例如，美国跨国公司报告的经营利润中有一半在避税港产生，但外国工资支出中仅有10%用以支付当地劳工。
这些发现正在揭开一项人们长期怀疑但无法证明的事实：跨国公司在避税港报告的利润并未真实反映它们的经济活动，相反，是夸大的账面利润。正因为祖克曼的研究，政策制定者终于承认，“国家之间开展低税竞争，不过是竞相成为账面利润的资金归宿”，塞斯如是写道。
情况可能会开始发生变化。世界各国（包括避税港）已同意采纳统一标准，向母国的税务机关报告其海外客户的财富。2021年10月，13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项对跨国公司征收15%全球最低税率的提案；这一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祖克曼研究的启发。”塞斯告诉本刊。
头重脚轻
祖克曼在基于自己博士论文第三章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衡量有多少收入和财富流向了最顶层。他和皮凯蒂估计，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所占的收入份额，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不到10%升至如今的20%，翻了一番。自1980年以来，尽管低收入群体受益于日益增加的各种补助，如“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但美国收入最低的50%人口几乎没有实现任何通胀调整的收入增长。收入差距还反映在财富集中度的提高上。塞斯和祖克曼发现，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财富份额从1980年的约25%增加到近年来的约40%。
祖克曼的研究和经济学界主要侧重的研究不同：经济学关注效率——如何把蛋糕做大——而不是公平，因为担心每个人手里分到的蛋糕越来越小。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会根据人们的贡献给出相应的奖励。因此，调整这种分配是不公平且会适得其反的：这可能阻碍人们努力工作、发扬企业家精神，从而使每个穷人、富人手里的蛋糕都变小了。
祖克曼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若没有公共支持和社会的贡献，就没有人会成为亿万富翁。”他说。向富人征多少税应该由“社会和民主审议决定”。他还指出，当前正被严肃考虑的特富税计划力度相当温和，不太可能阻碍他们努力工作。“特富税的实施将确保亿万富翁支付的税款在其收入中的比例与教师和消防员相当；这不是惩罚性的。”
批评与荣誉
毫无意外，祖克曼离经叛道的研究也为其招来了大量的批评。2019年，美国财政部两位经济学家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前1%人口的收入份额并没有像祖克曼所说的那样陡增，而是没有太大变化。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分配“未察觉的”收入（指国民收入与反映在纳税申报表中收入的差额），它主要由未被征税的企业和资本收入构成。祖克曼和他的合著者捍卫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是财政部的经济学家“错误地将大量且不断增长的未征税企业和资本收入，分配给了处于收入分布底层的群体”。
祖克曼对美国财富集中度的估计也引发了争议。2018年，基于祖克曼的估计，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表示，她提出的财富税有望在十年内向7.5万美国最富裕的家庭（不到人口的0.1%）征得2.75万亿美元的税款。美国前财政部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署名评论文章，声称税收收入被严重夸大了。祖克曼和合著者塞斯则为他们的立场辩护，指出萨默斯“没有质疑”他们对财富集中度的估计；“争议之处在于”财富税造成的“逃税的规模”。
2019年6月，围绕祖克曼的争议之大使得哈佛大学校长否决了肯尼迪政府学院聘请他任教的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尽管萨默斯在文章中对祖克曼表示批评，但他“认为祖克曼非常有才华，自己也是强烈支持哈佛大学聘用他的经济学家之一”。祖克曼本人对哈佛大学的决定倒是不屑一顾，称这一决定“不应该让年轻学者气馁……阻碍他们公开捍卫新思想”。
自那时起，经济学界也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祖克曼研究价值的看法。早在2018年，他就已经被授予了法国最优秀青年经济学家奖。2023年，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奖章，这是经济学界仅次于诺贝尔奖的顶级奖项。克拉克奖章的授予对象是年轻的经济学家，且经验表明，此奖项的获得者未来也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塞斯本人也是克拉克奖章的获得者，他说，祖克曼为经济学家指明了一条道路——“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理论的细致计量。他激励了许多年轻学者追随他的脚步。”《经济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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