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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思考经济增长时，很难不考虑城市在连接世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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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城市是全球旅行和贸易网络中的节点。它们是货物、人员、思想甚至病毒的入口。IMF三大关键使命中的第二项是“促进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鉴于城市在连接世界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很难想象如何在不考虑城市的情况下谈论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改善全球城市的治理并减少人为分隔它们的障碍，可以帮助促进贸易扩张和经济增长。
城市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由来已久。当古雅典成为地中海地区的中心时，它吸引了来自爱琴海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雅典人既向外来者学习、又彼此相互学习，从而在哲学、雕塑、戏剧、建筑和历史等领域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卓越成就。但与外界的联系同时带来了危险与活力。随着雅典的扩张，它与斯巴达发生了战争，这使雅典损失了一半人口。这场战争中，一个关键的时刻是雅典瘟疫——它可能导致该市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
即使在今天，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同义词。经济学家菲利佩·坎潘特（Filipe Campante）和大卫·柳泽-德罗特（David Yanagizawa-Drott）的一篇论文表明，与成功城市航班联系较少的地区，其商业活动也较少。这不仅仅是因为航空公司不飞往欠发达地区；这种效应反过来也成立。当城市之间的距离超过6000英里时，旅行的规定增多，这推升了航班的成本，减少了其数量。果然，在超过6000英里的分界点后，城市之间的联系和贸易大幅下降。
与此类似，在各国国内，城市群的规模和一体化程度，也与其繁荣程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本文作者之一与拉杜·巴尔祖（Radu Barzu）、塞萨尔·伊达尔戈（César Hidalgo）和马蒂娜·维亚伦戈（Martina Viarengo）在近期合著过一篇论文，研究了迁移到城市地区的巴西贫困人口的向上流动性。迁移到城市的人们往往会获得显著的工资增长，但这种效应在巴西南部城市比北部城市要显著的多。这种差异可通过以下事实来解释：南部企业的技能整合程度要高于北部企业。
最近几十年，美国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也存在相同的关联性。在解释经济集群现象时，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一个多世纪前的表述可能是最为恰当的：“贸易的秘密不再是秘密，而似乎充满在空气中，孩子们甚至在无意中也学会了其中许多。”
面对面交流
近期关于城市的担忧是：电子交流将使面对面交流变得远不如以前那么重要。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电子交流确实取代了一部分面对面交流，但它也促成了更多的关系，而其中的许多仍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此外，电子交流使经济上的互动更加复杂，而这也需要面对面的联系。话题越复杂，人们就越倾向于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我们从数据中就可看到这一点。自新冠疫情以来，居家办公大幅增加，但似乎已稳定在一个适度的比例。到2024年底，美国有11%的就业者完全远程办公，有13%在部分时间远程办公。从小时数来看，远程办公的时间占总工作时间的比例约为16%。这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来说是有价值的，但并不存在行为上的根本变化。
这对现有建筑用途的影响将是复杂的。在许多地区，办公空间一次性减少16%很可能只是业务增长过程中的一个短暂插曲：几年后，办公空间需求的上升将抵消远程办公意愿的影响。但对于一些需求已经停滞的市场，这可能带来麻烦。
此外，有三个更大的风险对我们的城市世界带来了大得多的威胁：战争、瘟疫和气候变化。它们中的每一项都与IMF及其使命密切相关。三场重大战争——即发生在乌克兰、中东和苏丹的战争——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城市生活。这些冲突正在摧毁城市实体，而重建或迁移这些城市需要许多年的时间。城市也受到了冲突的间接破坏。例如，从2019年到2023年，访问莫斯科的外国游客人数下降了43%。在中东的战争爆发后，访问以色列的外国游客数量下降的百分比甚至更大。
IMF可以（很可能也需要）在乌克兰、黎巴嫩等地的城市重建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很可能会在实体重建中发挥核心作用，而IMF的作用在于关注这些国家的财政和治理。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财政和货币基础设施与实体建筑同等重要。此外，IMF在外交上也可以发挥作用。当IMF对希望大量进行军事开支的借款者施压时，当它强调成员国之间的积极联系时，它便促进了和平。全球合作不是自然出现的，而是各方努力的结果。
攸关存亡的问题
大流行病是攸关全球存亡的问题，而IMF也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新冠疫情已退变成为一种可控的地方性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已然安全。问题不在于是否会暴发另一场疫情，而在于它何时会暴发。新冠疫情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卫生事件，也是一次重大的经济事件。IMF通过大量贷款作出了适当的应对。如果IMF希望为下一次事件做好准备，它就必须考虑未来的健康风险，并为其到来制定计划。
通过持续关注这些风险，IMF甚至可以进一步降低未来全球大流行病暴发的可能性。我们在新冠疫情中了解到，许多国家对大流行病的防范工作严重不足。自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尚未调整相关机构以规划应对和防范新一轮疫情暴发。IMF并不是一个医学机构，但只要卫生风险带来重大金融风险，IMF就可以继续就这一议题提供见解。例如，它可以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实体开展合作，将大流行病及其必要应对措施置于议程的中心位置。
IMF已经接受了可持续发展，但这实际上并不是保障全球最脆弱城市的安全所需要的。处于热带低洼地带的大都市很容易受到高温和洪水的影响，而其财政资源和公共部门能力都有限，难以应对这些问题。如何保护这些地方免受海平面上升、水污染和大幅升温的威胁，我们所知有限。支持一个学习议程，鼓励学者们开发实用工具，以更有效地保护贫困城市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将是重要的一步。
IMF是一个连接世界各地的伟大机构。这些连接对于城市——我们经济的核心引擎——的成功至关重要。但未来充满了新的挑战。IMF的核心使命与目前城市领域面临的三大挑战并不直接相关，但IMF并不能置身事外。健全的政策可以改善治理、增强金融稳定，并将全球领导人联系起来，推动他们致力于实现这些共同的目标。
大卫 • M • 卡特勒（David M. Cutler）是哈佛大学的“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ein）应用经济学教授。
爱德华 • 格莱泽（Edward Glaeser）是哈佛大学“弗雷德和埃莉诺·格林普”（Fred and Eleanor Glimp）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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