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代数据与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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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正在利用非传统数据来源更全面地了解经济情况

2020年春季，美联储遭遇了一个挑战：新冠疫情扰乱了日常生活——经营场所关闭，民众保持社交距离，不确定性加剧；而美联储用来校准货币政策的传统经济统计数据难以跟上变化脚步，并且没有反映疫情时期经济的一些新特点。但美联储并没有盲目行事，转而利用了先前开发的非传统数据来源（例如薪资处理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数据）来跟踪经济状况的快速恶化。

即使在经济形势最好的时期，高质量、及时的数据对于制定稳健的货币政策也至关重要。例如，如果政策制定者发现通胀上升的迹象，他们可能会考虑加息以使经济降温。但是，如果就业市场出现疲软，他们可能会考虑降息以刺激经济活动。利率的变化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对经济状况产生影响，因此，快速准确地评估经济走势对于制定有效的政策也很重要。

为了实时掌握经济脉搏，美联储依赖于劳工统计局和商务部等政府机构编制的各种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通常基于代表性调查，被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商界领袖和公众视为黄金标准。不过，美联储越来越多地用非传统数据来源（通常由私人公司提供）来补充上述数据。这些非传统来源的决定性特征是：数据不是为编制经济统计而创建的，而是源自经营企业或政府项目的过程，之后用于经济统计目的。

填补缺口

这种非传统数据通常更加及时、更加细致，因此可以填补政府统计的一些缺口。这些数据也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关键的经济结果（如就业）。最后，这些数据可用于提高传统数据来源的质量。然而，在制定政策时，非传统数据来源应被视为传统数据的一种补充，而不是替代。

货币政策的核心关注点是稳定经济周期，因此，准确和快速地评估拐点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非传统数据可能特别有用。这是因为，政府关于失业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关键变量的统计数据是在若干个星期甚至若干个月后公布的。私人公司数据发布的时滞通常要短得多，仅为几周甚至几天。

疫情引发了短暂的深度经济衰退，因此替代数据来源的及时性在疫情暴发之初特别有用。美联储工作人员的一项分析指出，根据ADP（一家大型薪资处理商）的数据得出的内部每周就业水平估计值显示，就业人数在2020年3月下旬大幅减少。劳工统计局在一个多月后发布了自己的月度就业报告，也显示就业大幅下降。

疫情期间的经济下滑速度异常快，但更高频率和更及时的就业水平估计值具有更广泛的应用。例如，每当劳工统计局的月度就业估计值大幅下降（正如2025年发生的情况），ADP的每周估计值就可以使我们提前了解下降趋势是否会持续或逆转。此外，在国会陷入预算僵局而导致政府关闭、因此没有官方数据可供使用时，ADP的估计特别有用。

通胀时期

对于力图评估贸易政策变化对消费者价格通胀影响的美联储政策制定者而言，替代数据的细致程度是另一个优势。理论和经验表明，提高进口关税将导致价格水平一次性上升，这只会暂时加剧通胀。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应该“看透”与关税相关的通胀，而不是采取加息措施。但检验这一假设具有挑战性，因为美联储使用的关键统计数据并未按原产国确定货物价格。相反，在进行分析时，必须按各大类货物过去的平均进口占比来比较其价格。

正是在这方面，替代数据的细致程度为监测关税的价格影响提供了更直接的途径。哈佛大学教授阿尔贝托·卡瓦洛（Alberto Cavallo）和两位合作者提供了这样一种数据来源。他们使用美国五大零售商的在线数据（其中包括35万种货物的原产国、关税税率和的销售价格）构建了每日价格指数。他们发现，相对于加征关税前的趋势，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快于国内生产的消费品。此外，有的国内货物与被加征关税的进口货物直接竞争，而有的国内货物则不存在这种竞争，关税的价格影响对于前一种国内货物更为显著。总体而言，这些影响相对温和，这一结论与使用传统数据来源的研究一致。这种高频、细化的数据还可以帮助评估价格水平的上行调整是否已经结束。

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对美联储和其他政策制定机构来说，更细化的替代数据在疫情期间被证明是有用的。这些机构除了使用关于新冠病例数的行政数据之外，还使用私人公司关于人员实际流动的数据来监测保持社交距离期间的有关变化。供应链压力指标也有助于衡量通胀压力。除了对采购经理人的调查和航运价格指数外，还通过集装箱移动的实时数据来衡量供应链的压力。当然，传统数据来源也有助于填补政策制定者在理解经济状况时存在的缺口。人口普查局（传统数据的主要来源）迅速介入，启动了简短的在线调查，以评估疫情对家庭和小企业的影响。

精确度下降

替代数据有助于维持、甚至提高传统统计数据的质量和成本效益。政府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个人和企业的调查，这些调查旨在代表整体经济。不过，这些调查有一些缺陷。首先，随着人们和企业越来越不愿意参与调查，成本在不断增加。其次，参与率的下降导致估计的精确度降低。

精确度的下降可能给通胀或就业动态带来不确定性，并阻碍采取及时和适当的货币政策应对措施。非传统数据提供了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例如，对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几个组成部分——包括二手车、机票和无线电话合同的价格，劳工统计局现在使用私人公司数据，而不是开展调查。

目前有空间进一步扩大私人部门数据的使用，但在这些数据的获得成本和可靠性方面存在挑战。私人公司可能会决定停止提供数据或大幅提高价格，这可能会损害政府统计的连续性。统计机构也需要开展仔细的检验，以确保使用非传统数据来源能够提高估计值的精确度，而不是在消除旧干扰源的同时又增加新干扰源。

企业创立

替代数据可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提高传统数据初始估计值的准确性，尤其是在经济处于拐点时。货币政策决定是实时作出的，因此实时数据必须尽可能准确。政府对在册就业的月度估计就是一个例子。它依赖于对商业机构的调查，并对结果作出调整以考虑到企业的创建和关闭。（这一调整是基于“所谓的出生-死亡模型”。）疫情期间和之后的企业创立净数量的变化，加上数据公布的较长时滞，导致该模型出现相当大的误差，先前的就业估计值每年都作出了大幅修订。研究人员已经指出，按雇主识别号列出的每周纳税申报能够为后面几个季度的企业创立提供可靠的预测。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将“出生-死亡模型”与更及时的企业创立指标匹配起来，可以提高就业初步估计的准确性。

即使是官方数据也有可能出错，例如使用局部调查而不是全面普查导致的抽样误差。因此，使用多项独立的估计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官方估计值。例如，芝加哥联储的一项新举措将官方数据与劳动力市场的替代数据结合起来，用以估计当月的失业率。该分析包括来源于Indeed（求职者和招聘者使用的一个网站）、Lightcast（一家劳动力市场分析提供商）以及谷歌对失业情况的搜索结果等的数据。不过，该项目尚处于早期阶段，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确定其可靠性。

政策的影响

一旦美联储官员调整了货币政策，他们必须评估其影响。非传统数据在这方面也有帮助。例如，随着家庭层面信用记录、银行账户和行政记录等数据来源的出现，对货币政策分配影响的研究不断扩大。一项使用CoreLogic提供的房产税表和房契记录数据的研究表明，新冠疫情期间，当利率下降时，黑人、西班牙裔和低收入借款人进行再融资的可能性比亚裔、白人和高收入借款人更低。再融资成本的系统性差异也起了作用。另一项使用美国国税局个人所得税记录的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意外收紧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主要是因为低收入者境况恶化。然而，政策的意外放松减少了不平等。

尽管非传统数据源具有上述所有优点，但它们并不能替代传统数据来源。实际上，它们的有效性往往依赖于传统数据。作为美联储的一名经济学家，我参与了一个项目，将First Data（现为Fiserv）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转化为州一级的每日零售额估计，随后将这些估计值用于跟踪飓风“艾尔玛”和“哈维”的经济影响。

但这一数据来源也带来了挑战。原始交易销售额增长数据结合了First Data特有的因素（例如其支付处理业务的客户获取），美国消费者支出相应发生变化。只有后者对经济统计是有用的。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步骤，我们使用商务部的五年经济普查来重新衡量该公司客户的银行卡交易，使其能够代表美国企业。在利用非传统数据来源编制经济统计时，这种基准设定较为常见。我们的项目还面临着替代数据来源常见的其他问题，例如用于季节调整的短时间序列以及异常故障的排除。通过与人口普查局的全国月度零售额估计值进行比较，我们有信心使用更加细化的私人数据开展政策工作。

非传统数据的任何用户都面临着挑战。对于美联储来说，由于公众可以获得的此类数据有限，存在着一些特殊的困难。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战略框架强调，透明度对问责制至关重要，能够改善货币政策的结果。依赖无法广泛获得的数据来源会降低透明度；局外人无法验证美联储的分析，只有付费获取私人数据的市场参与者才能看到美联储所看到的信息。

我们已经知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如何利用其他数据来源来更全面地了解经济状况，从而有可能带来更好的政策结果。提高数据质量需要政府统计机构、私人部门数据提供商、政府官员和学术界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非传统数据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但理解宏观经济动态是非传统和官方政府统计数据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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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 • 萨姆（Claudia Sahm）是“新世界顾问”（New Century Advisors，一家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并曾担任美联储的主要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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