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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塔 • 巴特（GITA BHATT），《金融与发展》主编。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多年以来，政策制定者一直把政府债务视作一根可以不断拉长却不会绷断的橡皮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他们拉长了这根橡皮筋；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再次如此。如今，在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公共债务已经超过了年度经济产出，那么问题来了：在下一次危机来袭时，这根橡皮筋还能再被拉长多少？
不断增加的债务正引发全球范围内各方的担忧，而且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本期内容对此进行了探讨。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债务水平已达到和平时期前所未见的高点，这既推高了政府的借贷成本，也抬高了消费者的融资成本。债务上升与高利率并存，使政策制定者面临艰难选择：是提高税收，削减基本公共服务和福利支出，并容忍更高的通胀；还是通过进一步举债来推迟问题，并寄望于市场不会因此要求过高的风险溢价。
IMF的埃拉·达布拉-诺里斯（Era Dabla-Norris）和罗德里戈·巴尔德斯（Rodrigo Valdés）指出，所有这些因素使财政政策中固有的权衡取舍问题愈发难以管理。随着社会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增长的速度正快于税收收入的增长。在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这些成本正由规模不断缩小的劳动人口承担。
债务为何会攀升到如此惊人的水平？在分析美国的情况时，艾伦·奥尔巴克（Alan Auerbach）指出，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阻碍了两党形成共识，而这种共识正是推动一些不受欢迎但却必要的措施——例如提高税收或削减支出——所必需的。与这种观点类似的是，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对经济学家与政治人物之间的分歧表示遗憾：前者更关注效率，后者则往往难以考虑下次选举之外的事情。他认为，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必须学会用彼此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沟通。
阿提夫·米安（Atif Mian）则认为，过剩的储蓄——一方面来自发达经济体中的富裕群体，另一方面来自中国整体——正导致维持经济增长的债务和财政赤字扩大。但他指出，这种“负债驱动需求”的增长模式本身具有内在脆弱性。
佐尔特·达尔瓦斯（Zsolt Darvas）和耶罗明·泽特尔迈耶（Jeromin Zettelmeyer）认为，修复公共财政将十分困难，但并非不可能。他们估计了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发达经济体所需的财政调整规模，并得出结论：采用经过合理设计的政策措施，如推进促增长的改革并强化财政纪律，可以在不牺牲未来投资的情况下使债务走上可持续之路。他们指出，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在15年前都曾经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如今却成为财政纪律的典范。
这些都是积极的例子。然而，詹卡洛·科尔塞蒂（Giancarlo Corsetti）和莱昂纳多·梅洛西（Leonardo Melosi）指出，当今紧张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加大了供给扰动的风险，这可能引发滞胀，并最终对政府财政造成更大的压力。在关注财政与货币当局关系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要实现可持续的财政调整，很可能需要采取务实做法，容忍通胀在一段时间中高于目标水平。
尽管这么做未必令人欢迎，但其他选择同样如此。事实上，在减少债务方面，几乎不存在优雅、轻松或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的方法。与此同时，达布拉-诺里斯和巴尔德斯指出，“修复公共财政并非一味推行紧缩政策”。历史经验表明，如果人们相信负担是公平分担的，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痛苦的改革。本着这一精神，两位作者建议采取措施提高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从而增强公众信任，并弥合政治上可行与技术上可行之间的差距。
尽管所有这些挑战令人望而生畏，但我们仍可从创新中找到希望——下一波技术进步有望重振全球增长，并减轻债务负担。然而，我们不能等那一天到来才开始更为明智地管理债务。当前各方亟需财政纪律。正如本期的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不这么做，经济动荡的风险将上升，而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将不断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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