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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和逆差反映了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在储蓄和投资方面更深层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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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娜莎 • 帕特南（Manasa Patnam）是IMF研究部的一位副处长。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顺差和逆差反映了相互关联的经济体在储蓄和投资方面更深层次的选择
玛娜莎 • 帕特南（Manasa Patnam）是IMF研究部的一位副处长。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80多年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将研究重点放在全球失衡持续存在这一问题上。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国际清算机构来解决他所描述的“长期性国际问题”。但会议最终达成的协议只纳入了一套力度较弱的应对措施。
此后的数十年里，人们对失衡问题的关注时起时伏，但近年来这一问题再次回到了政策讨论的前沿。2025年，全球失衡再度扩大，扭转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十年间持续收窄的趋势，也重新引发了与失衡有关的可持续性难题。
凯恩斯的观点简单而深刻：在一个经济体相互关联的世界里，各国无法独立进行储蓄、支出或借款。可以设想存在一个小社区。其中，一个家庭几乎将所有的收入都储蓄起来。另一个家庭的支出超过了收入，并通过借款来弥补差额。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安排运作良好。勤俭的家庭找到了可靠的借款人并获得回报，而消费型家庭则享受着舒适的生活方式。但随着债务不断累积、双方地位逐渐固化，原本互惠的安排可能变得脆弱，并引发紧张的关系。
全球失衡正是这一故事的国际版本，指的是各国之间的顺差和逆差格局。每个国家都保有一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账本，即所谓的经常账户。它记录了一国对外出售和购买商品与服务的价值，以及与对外交易相关的收入流。当一国卖出多于买入时，就会出现顺差，并向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款。当其买入多于卖出时，就必须向其他国家借款，从而出现逆差。
储蓄和投资
从本质上讲，经常账户差额反映了一个简单的概念：一国储蓄与支出之间的差额。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会计恒等关系，还反映了经济主体复杂的前瞻性选择。例如，当预计未来收入会增加，或面临暂时性的收入短缺时，家庭会消费，企业也会投资。当收入超过其理想消费水平、投资机会有限，或担心经济可能走弱而希望储存资金时，人们就会储蓄。
汇率也会发挥一定作用，但往往会被误解。一国货币通常会升值或贬值，以使贸易与储蓄和投资的差额大体保持一致。换言之，汇率往往反映了经常账户头寸，而并非其驱动因素。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失衡的根源并不主要在于贸易竞争力。其反映的是各国国内储蓄和投资模式的结构性差异，而这些差异受到人口结构、增长前景、金融发展水平和政策框架等因素的影响。
近期失衡加剧，主要反映了全球两个最大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五年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新房建设停滞，使国内投资受到抑制；家庭随之削减支出、增加储蓄。而在美国，政府大规模财政赤字加上强劲的消费者支出，则消耗了国民储蓄。
令人担忧的原因
并非所有的逆差或顺差都会构成问题。例如，如果资本从老龄化的发达经济体流向更年轻、快速增长的发展中经济体，那么顺差和逆差可能是资源高效配置的自然结果，甚至是理想的结果。当失衡规模过大且源于持续存在的扭曲，从而对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构成严重风险时，才真正令人担忧。
逆差国依赖外部借款的时间越长，其面对全球金融环境急剧变化时就越脆弱。如果投资者失去信心，或者融资成本上升，资本流入可能会突然逆转。结果往往是货币贬值、金融压力加剧以及经济衰退，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墨西哥以及后期的东亚地区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
顺差国不会面临同样的调整风险，但其政策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积累。当顺差反映的是国内需求疲软、金融体系欠发达或鼓励储蓄的政策时，则可能表明该国利用资源的效率较低。来自顺差国的过剩储蓄流向国外，会对全球利率和价格形成下行压力。
如果顺差源于旨在增强出口竞争力的政策，那么廉价出口带来的去通胀效应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应对高通胀问题的贸易伙伴；但对于本就需求疲软或本国产业与顺差国直接竞争的贸易伙伴而言，则会拖累其经济增长。
金融市场可能会通过压低持续逆差国的货币价值、推高其借款成本对其施加压力，并迫使其调整失衡；但持续顺差国则不会面临同等力度的市场约束力。
在全球层面，失衡可能会放大金融周期。大规模资本流动会推动逆差国出现信贷繁荣，并推高资产价格。顺差国会积累大量对汇率和利率变化十分敏感的国外资产头寸。这些因素会使整个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双方都应采取行动
如果不加以控制，全球失衡还可能加剧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易受进口激增冲击的社区或行业可能会出现工厂倒闭、就业流失及其他问题，使人们产生竞争环境不公平的认知，从而加强对贸易关税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的支持。
那么，全球应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失衡呢？部分国家可能会倾向于采取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将其作为实现再平衡的捷径。但提高关税以及其他贸易壁垒对外部平衡的影响通常有限且不可靠，因为它们几乎无法改变储蓄与投资这一底层驱动因素。相反，保护主义措施可能引发针锋相对的报复性反应，从而进一步扰乱全球经济。
想要实现更加平衡的结果，需要失衡双方共同采取行动。调整从来都不是单个国家的事情。毕竟，一个国家的逆差就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顺差，而一个经济体储蓄与投资模式的变化会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
逆差国需要提高储蓄水平，并确保借入的资金用于支持生产性投资。顺差国则需要提振内需或降低过度储蓄。当这些调整同时发生时，失衡便能够以支持全球增长的方式收窄。
这种均衡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实现有序调整：在政策调整和稳定金融环境的支持下，储蓄和投资逐渐变化；汇率相应调整；国内需求实现再平衡；外部缺口在不造成重大扰动的情况下缩小。事实上，通过以政策为导向的改革来纠正国内扭曲，可以带来双重红利——既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又有助于缓解对外失衡。
否则，市场情绪或金融环境的突然变化将导致无序调整。资本流动逆转将迫使逆差迅速调整，导致产出急剧萎缩，并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从而给全球产出造成重大损失。
日常决策
全球失衡并非源于某种神秘力量。而是日常经济决策的结果——储蓄多少、投资多少，以及如何为未来做规划。全球失衡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与家庭一样，其支出并不总是恰好等于收入。
在最佳情况下，失衡能够使各国分担风险、平滑消费，并实现有效的跨境资本配置。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失衡则反映了国内扭曲，带来脆弱性，并可能引发代价高昂的调整。最终，勤俭的家庭和借款的邻居不得不重新协商彼此之间的安排。问题在于，它们能否在不引发一场双方都不希望看到的危机的情况下完成这一调整。
这正是全球经济长期面临的核心挑战，也是凯恩斯所称的“长期性国际问题”至今仍然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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