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与过去截然不同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照片: Simona Bortis-Schultz
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目标在政府政策议程中的分量显著上升。多边主义日趋式微,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即使不论这两点,曾经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可靠手段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也已褪去了往日的光芒。气候变化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而可再生能源革命则为结构转型带来了希望和新的可能性。
为了适应这些扰动,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对其增长战略进行全面反思。政策重点应从出口导向型产业转向中低收入国家遍布于传统非贸易服务部门的大量劳动者。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街头小贩、零工劳动者、微型企业家以及其他尚未受益于全球市场的群体的处境,这种做法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关注组装智能手机等产业的作用。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越早进行调整适应,效果越好。
经济发展的目标并未改变:即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为劳动者提供获得体面收入的工作机会。过去,成功的增长战略强调基础能力建设与结构转型并重(Rodrik,2014年)。基础能力建设主要关注治理能力、制度建设、市场一体化和人力资本积累。而结构性转型则是通过工业化实现的——将农村自给自足的农民转变为城市工厂的工人。工业化推进得越快,由此推动的经济增长也越快。与此同时,对基础能力的投入越多,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可能性就越大。
就业模式
而现在,上述发展模式的作用已变得十分有限,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基本上已不再适用这种模式。我们不妨设想一下未来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模式。根据当前的人口形势、教育水平、贸易情况和工业化进程,我们可以对未来的职业结构做出大致预测。表1根据以下两个维度对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领先,需要单独分析)未来十年的职业进行了分类:即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需要大学学历/不需要大学学历),以及与国际贸易的关联程度(可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我们在表格中列出了各类别中的典型职业。

这些数据揭示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大多数劳动者将不具备大学学历。其次,超过四分之三的劳动者将从事与国际经济无直接关联的职业,无论这种关联是通过贸易,还是通过离岸外包产生。最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大约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将从事不需要大学学历、也不可贸易的职业。这些工作目前普遍生产率较低,且以非正规就业为主,如街头摊贩、家政和餐饮服务,以及自给农业。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结论:标准的生产转型模式——即投资于传统教育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已无法创造大量优质就业岗位。因此,这些战略并不会给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劳动者带来很多收入机会。相反,当今经济发展的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提高非贸易部门工作岗位的生产率;这些岗位大多属于服务行业,且不需要标准的大学教育。所有关于未来发展战略的讨论都应以这一问题为框架。
非贸易服务
今年早些时候,我们启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全球经济转型倡议”,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应对这一经济发展挑战并寻找解决方案。我们召开的首次会议重点介绍了关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重要性的最新研究,尤其是范天宇(音)、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ers)、张又丹(音)和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等学者提出的最新研究证据表明,在许多传统上被认为缺乏活力的非贸易服务业,生产率已出现了显著增长。同时,会议讨论表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领导人仍然坚定地将工业化视为实现经济多元化、推动绿色转型、扩大出口和促进增长的工具。毕竟,在大多数国家,服务业往往意味着低技能、低生产率和勉强维持生计的活动。
制造业之所以重要,有多方面原因(包括生产率和学习溢出效应、投资吸引以及国家安全考量),但其已无法像过去那样创造大规模就业。在大多数国家和行业中,制造业的资本密集度已大幅提高。如果这些工业“飞地”的生产率增长无法为其他社会群体创造就业机会,那么这种增长对经济发展就没有意义。同样,将重点放在半导体、智能手机或电动汽车组装等部门,本身也难以大幅推动经济增长。当局必须重视的是,应在就业最为集中且未来将继续创造就业的领域,实现生产率的提升。对于那些在过去曾成功推动工业化的产业政策,我们现在需要它们的升级版本——但这一次,应主要针对非贸易服务业。
该战略有两大支柱。其中一大支柱聚焦劳动力的供给侧,即职业技能培训和劳动力发展。另一大支柱则聚焦劳动力的需求侧,即提升当地企业的生产率。只有将这两个方面进行统筹协调,才能对生产性就业产生最大影响。
我们的预测显示,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将主要体现为中学毕业生直接进入职场。要成功实现转型,就必须重新思考我们发展劳动力的模式。在许多国家,目前的中等教育对于提高个人收入的作用十分有限。课程设置既没有针对雇主所需要的职业技能展开,也未能培养劳动者寻找优质工作、取得职业发展所需的软技能。
变革的机遇
不过,变革的机遇随处可见。近年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已经或正在考虑将高中教育(15-18岁)设为义务教育。这为在教育体系中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提供了契机,使其得以取代失败的旧有模式。有可靠证据表明,此类培训在各种场景下都能取得良好效果。即便是在低收入国家,教育和就业数据的持续数字化也使得各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设计、测试和实施符合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项目。在高收入国家以及部分中等收入国家,学士学位以下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项目已培养出能够胜任医疗保健、建筑施工、个人服务以及信息技术支持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优质岗位的劳动者。经过适当调整后,这种模式完全可以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Hanson,2026年)。
在劳动力需求侧,我们则需要实施更适合那些在服务业中占据主导位置的小型企业的产业政策。其中的一种策略是鼓励大型企业投资于其供应商或其他小型企业的能力建设。例如,平台企业可以为使用其系统的零售商、食品服务企业以及零工劳动者提供营销和技术支持。政府可以敦促这些企业发挥更大作用,并可以与成熟的出口企业、采矿运营商和大型零售商合作,推动本地供应商扩大并有效升级其供应网络。许多大型雇主都建立了自有的培训项目,这些项目经过调整后,可用来服务更广泛的企业。
另一种策略是直接向小微企业提供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的公共资源。许多政府已经在提供此类支持,形式包括贷款、管理培训等。但这些项目通常并不以提高生产率为目标,也较少考虑小型企业面临的制约条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政策实践的证据表明,精准定位的管理培训、营销支持和技术供给,可以提升小型非正规企业的生产率和就业水平(Rodrik和Sandhu,2025年)。
学习与试验
无论是面向劳动者还是面向企业,这些新政策都传递出几个关键信息。首先,高生产率的就业岗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这样的就业岗位越多越好。如果技术、创新、出口乃至经济增长本身只惠及一小部分劳动力,则是远远不够的。其次,未来发展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贸易服务业的前景。该领域的经济活动虽然主要由小型企业主导,但却创造了大部分就业岗位。如果非贸易服务业的生产率不能得到显著提升,发展终将陷入停滞。
要取得成功,有赖于持续学习、勇于试验的政策文化。政府无法预先“挑选赢家”,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哪种做法会奏效。因此,这种不确定性必须被纳入政府规划中。必须用协作式、迭代式的方法,取代依赖财政补贴和项目参数固定的自上而下的模式——因为前者可不断调整修订,且可以通过公共支持消除制约因素。
有句老话说,将军们总是在为上一场战争做准备。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实践者们应当避免犯这种错误,并拥抱形势变化所需的新方法。
Hanson, Gordon. 2026. “Workforce Development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Development, Reimagined: Pathways to a Thriving World, edited by Asim Kwaja and Fatema Sumar. Cambridge, M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odrik, Dani. 2014.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owards a Better Global Economy: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itizens Worldwid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and Rohan Sandhu. 2025. “Servicing Development: Productive Upgrading of Labor-Absorbing Service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Global Policy 16 (2).
Rodrik, Dani, and Joseph E. Stiglitz. 2025. “A New Growth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edited by Dani Rodrik and Lili Yan Ing. London: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