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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中美竞争的视角，可以看到技术发展的其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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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赫兰 • 古尔（Mehran Gul）著有《创新的新地理》，该书被《金融时报》评选为2025年度最佳图书之一。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跳出中美竞争的视角，可以看到技术发展的其他模式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全球关于技术发展的叙事过于二元化。人们在讨论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时，往往将其描述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零和竞争。然而，如果过度关注这两个国家在各个技术领域争夺领先地位——从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电动汽车到生物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就会忽视其他地方一些重要的创新模式。
我们之所以应该把目光投向其他地方，并不只是出于推动技术民主化或让所有人都参与其中的平等主义愿望。其他模式可以拓展我们对于技术进步可能采取何种形式的认识，并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更好地推动技术进步。
忽视其他地区，也就意味着忽视其他发展路径。与其把技术竞争理解为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如将其重新理解为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这样更有意义。冷战时期，全球竞争被描述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较量，使观察者能够检验不同模式各自的优劣。而今天有关创新的讨论却缺乏这种体系层面的视角，完全聚焦于两个主要对手之间阵营式的竞争。
一些人认为中美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以市场为导向，一种由国家主导。但这种区分并不适用于两国的科技行业。中国中央计划所发挥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阿里巴巴、腾讯和字节跳动都不是国家创造出来的企业。这些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不利影响，与从中受益的可能性同样存在。与其说它们的成功源于国家管控，不如说更多是因为采用了硅谷的发展模式。
正如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2022年出版的《权力法则》一书中所记述的那样，随着美式风险资本进入中国，硅谷的法律基础设施也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中国，中国科技行业由此开始腾飞。投资安排往往由美国律师设计，纠纷依据纽约州法律解决，这些企业还通过向早期员工发放硅谷式的股票期权实现发展壮大。
因此，中美科技行业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两种不同模式之间的竞争，而是同一种模式在不同强度下的竞争。中国在政治体制上有所不同，但其科技行业甚至可能比美国更加由市场驱动。深圳这样的地方充满活力，让人感觉就像是“加强版”的硅谷。新企业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李开复在2018年出版的《人工智能超级大国》中将其形容为一场你死我活的“角斗士式竞争”——使“内卷”成为中国社会讨论中的一个突出主题。所谓“内卷”，只能说是一种极端的超级资本主义，就连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发源地，这种程度的竞争也会被认为过于激烈。
大多数技术发展都发生在类似的框架之下。风险投资、分阶段融资、快速扩大规模以及赢家通吃的经济模式，正在塑造技术变革。然而，许多最具革命性的技术理念——互联网、电子邮件、比特币——并非诞生于商业性的企业，也不是以实现产品商业变现为目的而产生的。正因如此，考察中美之外多种多样的创新模式十分有益。
创新者的困境
以韩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韩国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后来其一跃成为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三星、现代和LG等科技企业集团。这些庞大的企业集团被称为“财阀”，人们经常从科技企业如何助力国家发展的角度讨论它们。但它们成功的一个常被忽视的方面，是面对永不停歇的技术变革，这些企业拥有非同寻常的长久生命力。
管理学专业的学生都会学习“创新者的困境”。这一概念由已故哈佛商学院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用来描述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一个时代的科技巨头面对下一波技术浪潮时，往往会完全措手不及。柯达、黑莓和诺基亚都是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按照这种观点，现有龙头企业在保护自身业务核心技术方面投入太深，以至于面对下一个重大技术突破时，会将其视为威胁，而不是机遇。
由此自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技术进步并不是通过现有企业的自身创新实现的，而是通过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即，革命性的新兴企业摧毁旧的产业和职业，并创造新的产业和职业来取而代之）实现的。“创造性破坏”和“创新者的困境”很少受到质疑，往往被奉为经济学的正统观点；人们认为，这不过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韩国企业却是一个例外。三星和现代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与美国的通用汽车和IBM等同类企业相仿。然而，当美国的这些老牌企业早已过了鼎盛时期时，韩国的企业集团却依然保持着全球竞争力，并不断进军新的前沿产业。
三星在20世纪70年代生产出首批手持设备后，多年来一直落后于北欧和日本企业，但到2007年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发布iPhone时，三星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生产商。此后，在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和黑莓纷纷陷入困境之际，三星却继续蓬勃发展。短短五年内，三星便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一大智能手机制造商。
三星的主导地位比销售数据所显示的更加全面。它同时还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这家韩国企业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与竞争对手开展业务，使它不仅能在自己卖出产品时赚钱，也能在主要竞争对手卖出产品时获利。
合作式竞争
三星的长盛不衰看起来或许只是极其幸运的个例，但它在电视、半导体和家电等多个市场都保持了这种优势。这表明，三星能够始终领先“创新者的困境”一步并非偶然，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能力；韩国其他同类企业也具有这种能力。
现代集团成立于1947年，最初是一家建筑公司，如今已涉足包括机器人和电池在内的众多行业，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之一。现代和其他韩国财阀早已摆脱政府的直接引导，韩国历届政府也一直试图限制这些企业集团的经济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些努力，Kakao、Naver和Coupang等韩国互联网时代的平台企业才得以在财阀体系之外发展起来。然而，尽管韩国30年来一直努力推动经济重心摆脱传统企业集团，这些企业仍积极进军新的行业，如今已成为韩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战略的核心。
韩国提供了一个与硅谷备受推崇的“颠覆式创新”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范例。颠覆与技术进步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词本身的负面含义。创造性破坏可以推动产业发展，但其代价往往由劳动者和社区承担，表现为就业岗位流失和去工业化。
韩国模式也有其弊端。大型企业集团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的广泛作用，一直是韩国政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但这些企业也表明，渐进式演变可以和革命性变革一样有力，大企业能够在适应技术变革的同时提供稳定性并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另一种创新
新加坡也为另类创新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案例——具体而言，创新并非只发生在初创企业，甚至也并非只发生在私人部门。正如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所说，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成为了“第三世界地区中的第一世界绿洲”。但与韩国不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是在政府的推动和引导下实现的。
新加坡被认为拥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但与其他同类经济体相比，其具有全球主导地位的科技平台较少。不过，新加坡管理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资产规模超过东南亚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总和。这种领先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长期规划。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通过“科技创业投资基金”从零开始培育这一行业。
该基金出资10亿美元，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资外国风险投资基金，吸引这些基金进入新加坡，从而使政府能够迅速积累自身的专业能力。此后，新加坡政府关联的风险投资基金成为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的早期投资者。
政府科技
新加坡还被视为政府利用新技术提高自身运营和服务效率的典范。在美国和中国，人们谈到最令人兴奋的科技创新时，往往首先想到、也只想到快速成长的初创企业；相比之下，新加坡政府内部的创新同样值得关注。
新加坡政府的数字技术能力集中在一个名为政府科技局（GovTech）的机构。该机构像政府内部的谷歌一样，吸引了新加坡最优秀的技术人才。政府科技局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政府机构截然不同，具有科技初创企业的文化。
与大多数政府将技术工作外包不同，新加坡成立政府科技局的目的就是在政府内部培养深厚的技术能力。该机构拥有1000多名开发人员。其重要项目包括Singpass。这是一套数字身份系统，公民可以通过它使用从医疗到住房等数千项服务。它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数字身份系统之一。
新加坡的例子挑战了这样一种假设，即有意义的创新只能来自私人企业。只要组织架构和发展方向得当，公共部门同样可以推动技术变革。
更多可能性
创新并不一定要遵循某种单一的模式。过去50年中，一些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根本不是由企业开发的。它们以协议和开放标准的形式出现，却和任何商业产品一样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这最有力地证明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由风险投资支持的企业竞相将新产品商业化——只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在探索其他模式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的尝试。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DeepMind曾探讨转型为公益公司的可能性。这是一种没有股东的公司组织形式，有时为非营利组织所采用。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曾表示，推特当初应该以协议的形式构建，更像电子邮件，而不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交网络。OpenAI最初也是一家非营利组织，后来才转变为更为传统的公司。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两个主要市场中的任何一个，正在出现一种与现行科技发展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彻底替代模式。
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忧商业动机将决定人工智能等强大新技术的发展轨迹，探索替代模式的必要性也日益增强。我们的目标不应只是让更多地方开发出更多技术，而应从根本上探索社会开发和应用技术的不同方式。只有考察其他模式，我们才能认识到现有模式遗漏了什么，以及还存在哪些其他可能性。跳出中美竞争的视角，我们就能看到技术还可以沿着不同的路径发展。现在是时候关注这些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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