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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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的经济变革需要我们摒弃简单化的经济学

21世纪20年代的经济与20世纪中叶的经济截然不同，经济学家至今仍在使用的许多标准工具都是在20世纪中期首次开发出来的。

20世纪50-60年代，经济学迈向了正规化。当时，制造业部门推动着经济增长和就业，生产出了标准化的商品，而贸易则以制成品而非零部件为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塑造了国民账户体系以及计量经济学家新建的线性投入产出模型和宏观经济模型中收集的各类统计数据。

如今担任重要政策角色的人大多都是从基于那个相对有序的经济的教科书和课程中学习经济学的。特别要指出的是，评估政策的框架依赖于“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定理，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研究经济结果是否可取。该理论指出，如果某些关键假设成立，那么市场结果就是可以实现的最佳结果。

毋庸置疑，他们很少这样做。比方说，为了使该理论有效，人们需要有固定的偏好，包括对尚不存在的事物的偏好。所有的商品都需要具有“竞争性”，或者只能由一个人消费，但许多商品都是非竞争性的——从大气到公共道路再到数字电影。不能存在污染或二氧化碳排放等外部性。任何企业都不能拥有市场力量（即必须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并且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规模收益必须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证明了他的“不可能定理”，该定理表明，要想通过把个人福利相加的方式确定整个社会的福利，这是不可能的（基于非常合理的假设）。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因此，至少在过去的40年至50年里，缺乏基础牢固的福利经济学这一点一直是经济学中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政策制定者必须使用经济学所能提供的最佳工具，选择他们认为对所在社会最好的行动方案。这些工具中被广泛使用的是成本效益分析。另一种工具则是单纯地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因为这将提高生活水平。正如那个老笑话所说，经济工具尽管在理论上没用，但是在实践中有用。

然而，它们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是时候该重启福利经济学了。这意味着摒弃一套简单化的假设，这些假设塑造了几代经济政策制定者被灌输的世界观。为何现在做出改变？因为经济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必须相应变化。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应对环境危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使未来的经济繁荣面临风险，并构成了潜在的生存威胁。在20世纪中叶，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短缺，这两者都需要大量的战后投资。在21世纪中叶，自然将成为制约因素。经济学家必须作出重大努力，发展自然资本统计，设计新的方法来衡量自然服务的社会成本，最重要的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将人类经济和自然的分析结合起来，而不是把问题归结为孤立的“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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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的生产结构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当前普遍存在的制造业的不变收益、竞争性经济的默认思维模式来说，却同样致命。甚至在近年来遭遇冲击之后，它仍然高度全球化。它变得越来越无形（就经济附加值而言，材料投入与以往一样重要）。数字通信和物流使全球生产成为可能，数字平台正在成为卓越的商业模式。

这意味着存在普遍的规模经济，它们甚至比钢铁和飞机制造等老旧产业更强大。在许多国家和许多部门内，少数企业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由于数据和想法可以通过光纤电缆大规模传播，因此几乎不可能确定价值创造的所在地。人工智能的持续快速发展意味着这种技术转型将长久存在。若没有各项定义和统计数据来据以监测经济，政府会发现很难征收税款和规范企业活动。

新经济学

学院派经济学家非常清楚经济特征的变化，并且正在进行大量令人振奋的研究。但是目前，尚未有人就凯恩斯关于整体经济运作方式愿景的综合理论提出21世纪版本，也没有人提供据以进行衡量和预测的统计数据。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特别是如果他们在政策领域工作并有实际需求的话）会默认采用旧的思维模式。

因此，这是经济学界面临的挑战（正如我在《齿轮与怪物》一书中所讨论的那样）。经济学家应当如何分析高度非线性、相互依存而又无形的全球经济，以及市场力量的集中和新出现的不平等呢？在无形但受自然约束的数字经济中，好的结果是什么样的？需要衡量哪些因素才能知道？最重要的是，如果经济学有用，经济学家可以提供哪些新工具来帮助政策决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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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 • 科伊尔（DIANE COYLE）是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教授。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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