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 than a minute(0 words) Read
新的“人才经济学”的目的是在早期阶段识别并培养出卓越的问题解决者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在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前，斯里尼瓦萨·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只是印度南部港口城市马德拉斯的一名年轻职员。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他把空闲时间花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了奇特但优美的数学公式。1913年，他给剑桥大学的顶级数学家G·H·哈代（G. H. Hardy）写了一封信，希望有人能认真对待他的想法。
“当地的数学家们都无法理解我。”拉马努金写道，并分享了写满他关于数论和无限级数想法的纸页。起初，哈代并不确定应该如何看待这封信。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位天才。哈代将拉马努金带到剑桥，在那里，拉马努金的想法得到了发展。他们的合作改变了数学，并为密码学、计算机科学乃至黑洞研究等领域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拉马努金的故事带来了三个关键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识别出人才？应如何支持聪明的头脑茁壮成长？当人才被浪费时，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作为一个新兴领域，人才经济学寻求的便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其目的是提供一份路线图，以鼓励创新并在应对从气候变化到公共卫生问题等全球最严峻的挑战方面取得进展。
我们将“才能”定义为一个人在青少年后期有效解决新问题的能力。才能是由先天能力和学习积累共同塑造的。它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人们掌握数学或科学的速度，他们自然地应对挑战的程度，他们如何创造性地将知识应用于不熟悉的情况，以及他们如何坚持不懈直到找到解决方案。
寻找人才
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给物理学带来的进步为核能铺平道路，到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发明脊髓灰质炎疫苗——历史向我们展示了非凡的个人能如何改变整个领域。更广泛地说，人才的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正如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Baumol）在他关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创业的著作中所指出的。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安德烈·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罗伯特·维什尼（Robert Vishny）指出，增长取决于人才的配置。当最聪明的头脑成长为研究人员、工程师或企业家，而不是将他们的才智用于操纵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时，国家就会繁荣。
但首先，他们的才能需要得到发现和培养，而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在传统上不太关注的领域。我们的这个盲点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哪些政策可以帮助有前途的人们发挥他们的潜力。即使在高收入国家，标准化的考试和僵化的课程也可能忽视非传统思维者。
一个早熟的孩子会因扰乱课堂而被忽视，一个偏远地区的家庭甚至不知道高级培训资源的存在——这些都太寻常不过了。心理学研究还表明，一些孩子很早就表现出“早熟的才能”，但如果没有专业的指导、智力上的刺激和同伴群体的支持，他们的火花可能会熄灭。
人们也会担心，专注于一小群人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法，这种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广泛的政策不一定与有针对性的项目相矛盾。在每个社区都建造足球场地，会让寻找下一个球王贝利变得更加容易；与之相似的是，对全民教育医疗等公共品进行投资，也会提升每个人的经济前景。
为年轻的天才们提供定向支持，可以补充上述努力；这样做还可以确保具有非凡潜力的人们不会被忽视或无法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实现巨大的进步。拉马努金的事例提醒我们，哪怕只是忽视了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也可能意味着丧失能改变整个学科领域的洞察。
我们所知道的
众所周知，天赋往往会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时期或更早时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在数学最高奖项之一——菲尔兹奖的获奖者身上看到这一点。该奖得主中有一半在先前曾参加过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这是一项面向高中生的比赛，每年只有几百名参赛者。
支持性环境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老师指导、资金支持和同伴互动，可以帮助一个孤立的神童发展成为创新之源。亚历克斯·贝尔（Alex Bell）及其同事等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专利持有人的子女自己往往也会成为发明家。
我们自己的研究表明，来自低收入国家的IMO奖牌获得者做出有影响研究的可能性较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进入顶尖大学学习，或者更一般而言，他们无法获得机构的支持和利用全球的网络。这些发现表明，如果一个年轻人面临经济和地理上的障碍，那么即使他自身的天赋很高，也是不够的。
很明显，在发掘全球潜在人才方面，我们做的仍远远不够。全球有约90%的年轻人生活在发展中经济体，但绝大多数诺贝尔化学、物理学和生物学奖的得主都出生在美国、欧洲和日本（见图1）。
多种因素可能导致了这一差异，不过，发展中经济体往往无法在早期阶段识别出顶尖人才。例如，非洲只诞生了三名IMO金牌得主，相比之下，罗马尼亚却有86名。但也存在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通过加强其人才发现和培训项目，印度去年在100多个国家中位列IMO成绩排行榜的第四名，相比2017年的第52名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飞跃。该国在国际象棋方面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
最后，促进人才循环的移民政策同时有利于输出国和接收国。移居国外的聪明学生往往会达到更高的水平，但他们的母国却会担心失去最优秀的人才。在富裕国家，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会使外国人才更难获得签证。
然而，那些在国外学习和接受培训之后返回原籍国（或通过全球网络与原籍国保持联系）的人，对思想和技术的跨境传播至关重要。他们创办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并在国内提供重要的服务。激活这种双向流动需要灵活的政策和制度，以此鼓励知识的流动，并允许人们自由地旅行。
我们所不知道的
尽管有这些见解，我们仍需开展进一步研究，来识别、培养和理解人才对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即使在发达经济体，也很难发现不符合传统衡量标准的非凡人才。标准化的考试可能会错过创造性的推理，而来自偏远或贫困地区的学生可能根本不会参加这些考试。
一些教育专家想知道，新兴技术（例如，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来分析学生作业）是否可以更好地发现隐藏的人才。然而，关于如何推广此类方法，以及如何避免相关工具倾向于关系户或富裕的申请人，我们仍然缺乏有力的证据。
发现有天赋的学生是一个步骤，确保他们的成长是另一个步骤。虽然教育策略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但我们对如何在高能力学生中使用这些策略知之甚少，这些学生的学习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拥有高级课程、高素质师资队伍和成绩优异的同龄人的特殊高中，是否是帮助有前途学生脱颖而出的最佳去处？或者，对于在当地无法获得高素质师资的有前途的学生，远程教学能否奏效？短期的突击培训（如为期六周的强化课程）对促进这些学生的学习和塑造职业理想有多大的帮助？这些干预措施在职业成果和社会贡献方面，能产生多少回报？
虽然一些轶事表明，少数有才华的个人可以推动巨大的进步，但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仍未得到充分的探究。除了技术、科学和艺术等通常领域之外，哪些领域最能因发现和发展卓越人才而受益？政府是否应该鼓励顶尖人才应对公共卫生等社会领域的挑战？研究创新的学者们通常难以衡量单一突破或一个实验室的多项突破带来的长期影响。
新兴领域
尽管这一学科领域仍在形成过程中，但新的一批经济学家已在设法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2024年11月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探讨了这些问题。这场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讨论涉及了多个问题的研究，包括：导师在识别杰出人才方面的作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暑期项目对代表性不足的青年人的有效性；以及在中学数学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加速教学的效果。
会议的一个结论是我们需要更为系统地跟踪记录。比如，如果我们跟踪观察那些在奥林匹克训练营中表现出数学天赋的13岁学生，我们可以看到奖学金和高级导师指导是否改变了他们的生涯。
如果没有扎实的数据，政策制定者和资助方就可能面临风险，将资源投入那些在纸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在实际中收效有限的项目。环境因素也至关重要：一些做法在技术发达的城市里可能会取得成功，但在缺乏教师、电力不足的社区却可能行不通。
开发清洁能源，改善全球健康，确保人类从人工智能的进步中受益——这些都需要新的思维。如果一个年轻人有潜力推进核聚变研究或设计新一代治疗方法，但他无法找到合适的导师，那么整个世界都会遭受损失。
未来的工作
我们对人才经济学的兴趣也在于将研究付诸行动。受研究结果的启发，我们创建了全球人才基金，以推动“支持隐形天才”（BIG）项目（为世界各地的奥林匹克奖牌获得者提供奖学金、导师指导和研究机会）等举措。这些学者中许多都来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他们从中获得了原本可能无法获得的机会。
全球人才基金进一步支持了30多个国家的相关组织，帮助巴基斯坦等国家在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通过投资于地区性的奥林匹克竞赛和当地培训合作伙伴关系，该基金使有才华的年轻人能够达到新的高度，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政府的作用也很重要。它们可以通过资助专门的中学项目、开展边缘化地区的外联活动、调整招生流程以发掘非传统人才等方式，来识别和培养人才。
大学和研究机构可以与当地学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提供远程导师指导，并完善奖学金安排，以便定位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高能力学生。企业也能因上述人才管道的强化而受益，它们可以在新兴地区设立实验室，赞助高级训练营或竞赛，或者通过资助在线平台让年轻创新者与专家建立联系。
培养顶尖人才并不意味着摒弃惠及所有学生的广泛政策。它是一种补充性的做法，可以取得意义极其重大的发现。如果不这样做，全球机会不平等的状况就会加剧。不过，如果就连一个来自边缘环境的高能力青年也能攀登新高度，那么这就会让孩子们产生极为强有力的想法：我也可以做得到。
这远不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做法，而是一种实用的策略。它利用了社会科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已证明的事实：有些人在青少年晚期就已经表现出解决新问题的非凡能力。但在分配这种宝贵资源之前，必须发现和培育它。这是人才方程式中缺失的一环，亟待我们来弥补。
人类的聪明才智遍布全球的每个角落。通过学习如何识别、培养这种天赋并为之赋能，我们可以改变个人的生命轨迹，并为整体创新注入新的活力。下一个飞跃无论是发生在可再生能源、生物医学技术还是某个不可预见的领域，都可能源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某个人。
正如哈代对拉马努金的评价，“我欠他的比欠任何人的都多”。这句话永远提醒着我们：充分发挥了潜力的人才所带来的变革力量是多么强大。人才经济学致力于寻找方法，确保这些人才获得机会，以有益于所有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鲁奇尔 • 阿加瓦尔（RUCHIR AGARWAL）是全球人才基金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拉吉中心的主任。
帕特里克 • 高尔（Patrick Gaule）是全球人才基金的联合创始人，也是布里斯托大学的经济学副教授。
Agarwal, R., and P. Gaule. 2020. “Invisible Geniuses: Could the Knowledge Frontier Advance Fas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Insights 2 (4): 409–24.
Baumol, W. 1990.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893–921.
Bell, A., R. Chetty, X. Jaravel, N. Petkova, and J. Van Reenen. 2019. “Who Becomes an Inventor in America? The Importance of Exposure to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4 (2): 647–713.
Murphy, K. M., A. Shleifer, and R. W. Vishny. 1991. “The Allocation of Talent: Implications for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6 (2): 503–30.
© 202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