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来变革的中央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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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Chang Yong Rhee）阐述了在经济挑战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该行不断变化的角色

长期以来，李昌镛主张中央银行必须适应新的现实。2022年4月，在全球通胀飙升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背景下，他出任韩国央行行长，认为经济正处于重大转型的边缘。人口老龄化、全球化受挫、数字经济迅速演变以及其他问题都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研究更广泛的议题。

“我们的责任不能局限于货币政策的范畴，”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李昌镛还提到，对于一位经济学专业出身、如今站在政策前沿的人来说，这一时刻充满情感。在首尔国立大学获得学位后，他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美国和韩国担任过学术职位，随后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

作为行长，他推动相关工作，更好识别了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致力于增加韩国央行的活力，减少“寺庙式”的距离感。

加强政策沟通和公众交流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包括针对不同受众定制多种传播渠道。该行扩大了对视频、数据可视化、新建录制工作室以及员工媒体培训的投入，甚至开设了一家纪念品商店。

李昌镛在接受《金融与发展》的杰夫·科恩斯（Jeff Kearns）采访时，阐述了他对中央银行的愿景。

《金融与发展》：您在2022年出任韩国央行行长之前，曾担任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IMF亚太部主任。从提供政策建议转变为接受政策建议，这种角色转换给您带来了什么感受？对您有什么启示？

李昌镛：我经历了几段不同的职业生涯，但幸运的是，我的职业发展自然延续了我最感兴趣的事情——经济研究和政策建议。在亚洲开发银行和IMF的经历让我学到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在理解经济政策时必须具备全球视角。这也有助于建立国际网络，而这一网络如今在我的沟通工作以及与多边机构和其他国家的合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通过观察多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我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如今，我已习惯于超越传统的“通胀-增长”权衡框架，可以看到金融稳定的重要意义。不过话虽如此，我认为责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担任行长之前，我在IMF的主要职责是提供政策建议。而现在，我至少在货币政策方面需要作出最终决策，这种责任分量非常重。

《金融与发展》：您在演讲中提到过人口老龄化、移民问题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中央银行是否需要超越传统角色，以更好地应对诸如支撑长期增长的深层结构性力量？

李昌镛：这在韩国是一个敏感话题。有些人认为我是一个“奇怪”的行长，因为我不仅谈货币政策，还谈人口老龄化、教育以及许多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结构性问题。但这与中央银行的职责——维持价格稳定——并不冲突。要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就必须充分理解经济政策环境中变化的驱动力。例如，我们需要区分变化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还是结构性因素所致。韩国近期的经济增长放缓就是一个例子。我认为，人口老龄化以及全球供应链性质的变化等结构性问题与周期性因素同样重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要理解我们的经济增速为何下降以及其中有多少是需要通过政策加以对冲的周期性因素，就必须深入理解结构性变化的驱动力。基于这一认识，韩国央行必须成为韩国整体层面的领先智库，而不仅仅是一个中央银行。

《金融与发展》：当您将韩国央行与其他中央银行进行比较或与其他行长交流时，您认为其角色有何不同？贵行的职能范围更窄还是更广？

李昌镛：当我观察欧洲、美国以及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时，我发现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一直保持沟通，讨论财政政策问题。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制定，但就结构性问题进行讨论和沟通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韩国在这方面却是一个例外。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已变得更加重要。韩国人口迅速老龄化，且我们是一个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而全球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如果不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就无法制定恰当的货币政策。这一不断变化的环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更加开放地研究这些结构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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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否正面临压力？

李昌镛：中央银行独立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实现价格稳定方面。

2022年，我们不得不迅速大幅加息。当时这一举措并不受欢迎。但我可以向公众解释，我们的职责是维持价格稳定，通胀目标制是我们的政策目标，中央银行必须独立作出艰难决定。

独立性是关键，但也存在一些误解。中央银行还有许多其他职能，例如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时我们还要充当最后贷款人。有时我们也参与处置破产金融机构。在这些领域，就需要与政府进行沟通与合作。这项工作不可能仅由中央银行单独完成。中央银行在价格稳定及其他操作方面必须保持独立，但与此同时，也必须与政府合作。

《金融与发展》：鉴于这些敏感性，您如何向公众解释中央银行为何需要以更广泛的视角来理解引导经济这一职责——不仅仅局限于关注通胀和利率等传统概念，还要考虑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和社会性因素？

李昌镛：这并不容易，因为结构性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它们非常复杂。而且当你触及结构性问题时，总会有赢家和输家。

当你提出某些政策建议时，不同群体的评价会截然不同——取决于他们是赢家还是输家。此外，人们的认知很难改变。例如，如果你问街上的普通人韩国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是多少，基于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时期，许多人会说至少3%、甚至4%以上才算合理。但由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其他变化，我们的潜在GDP增长率现在约为2%或更低。

要告诉人们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并不容易。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行为和认知。这就是为什么沟通如此困难，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高质量的研究。更重要的是，研究成果必须易于公众理解。这就是沟通的重要性所在——但这绝非易事。

《金融与发展》：公众意见调查显示，对韩国央行的评价变得更加正面，其公信力也有所提升。您是否认为这与您更广泛地解释中央银行的角色、其职能以及为何需要改变有关？

李昌镛：许多人仍然认为中央银行应当以传统方式进行沟通——专注于货币政策，并以不太明确的方式传达信息，以避免对市场产生影响，并视之为一种“美德”。我们正在改变这种观念，但这需要时间。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收听完整采访，请访问www.imf.org/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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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 • 基恩斯（Jeff Kearns）是《金融与发展》杂志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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