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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重新引发了人们对遍布世界各地的全球装配线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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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戈·A.·塞尔代罗 （Diego A. Cerdeiro） 基金组织亚太部的经济学家。
尼尔斯-雅克布·H.·汉森（Niels-Jakob H. Hansen） 基金组织研究部的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你是否有过这种经历：到了一家商店却发现货架空空如也，找不到你想买的商品？这可能是供应链扰动造成的。通常状况下，这些供应链会在后台无缝运作，为你提供所需的商品。但当供应链崩溃时，我们就都会注意到它们。全球经济的这些重要组成部分到底是什么呢？
供应链是为最终消费交付商品的装配线。当你正在阅读这篇文章时，想想你正在使用的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平板电脑或手机。这些产品之所以能被生产出来，要归功于大量的不同投入品——这些投入品经由复杂的供应链变为成品，最终来到了你的手中。这一过程涉及产品开发、原材料采购、零件组装、最终产品测试以及最终送货上门。你可以用这种方法将供应链想象为一条装配线，它将你（消费者）想要购买的产品生产出来。
在过去，供应链曾经十分简单，且仅在有限的地理区域内运作。国内生产者会生产简单的产品，如酒、布匹或面包。总的来说，这些产品所需的全部投入品都可以在最终产品的消费地附近找到。但在我们的现代经济中，供应链非常复杂，涉及全球众多生产商。再想想你的手机：它可能包含了非洲开采的铝、南美生产的硅以及亚洲制造的芯片。其设计可能是在北美完成的，且可能在亚洲的一家工厂进行组装，最后经由一家欧洲航运公司予以交付。
如今，企业会从世界各地采购投入品，以使用最合适的组件来组装产品。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发展。一是技术飞跃让企业能与地球另一面的其他企业进行无缝通信，且降低了运输成本。二是国际协议使合同更易执行，从而增加了贸易的可预见性；国际协议也降低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降低了贸易成本。三是结构性改革让企业更容易投资外国工厂。
这些技术、制度和政策上的进步让企业能够将生产过程打碎成多个环节，这让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即“中间品”）国际贸易蓬勃发展。这些深刻的变化几乎影响到了每个国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更多融入了全球供应链。这一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头十年十分剧烈，进入2010年代后则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平缓。
在疫情的严峻阶段，工厂普遍停工并对供应链造成了冲击，这是随着全球装配线停产，相应的中间投入品也变得稀缺。在供给受限的同时，商品的需求却超过了疫情前的趋势水平，因为被困在家中的消费者将支出从密集接触型服务（如外出就餐和旅行）转向与居家办公、学习娱乐等相关商品。换言之，在此类商品的全球供应能力面临空前挑战之际，疫情使人们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变得异常高涨。全球供应链中很少有环节能够幸免，其中一些成为了媒体经常报道的内容，如半导体的普遍稀缺。甚至连港口也成为了全球贸易的瓶颈——在主要港口之外，大量集装箱货船排队等候进港卸货。
因此，对于各国而言，在新冠疫情中参与全球供应链是利弊兼具的。一方面，这使各国面临其他国家防疫封锁和工厂关停的风险。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受到疫情重创之时，这又让它们能够供应外国商品。总体来看，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在疫情期间适应良好，受影响相对较小的国家填补了遭受严重冲击国家留下的空白。
疫情暴发后的供应链扰动凸显出了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也即供应链在受到冲击时继续运行的能力。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快速扩散和俄乌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在那之后，政策制定者和企业正在讨论几种重塑供应链的潜在选项：
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尚未平息，但目前的经济证据并不支持“生产回流”的做法。追求自力更生会降低生产效率，且现有证据并不说明这么做会提高韧性。这种策略类似于将所有的供应链鸡蛋放在同一个国内篮子中。多元化和富余库存的做法在本质上属于保险策略。国家和企业必须决定它们愿意支付多高的保费。事实上，拥有备用供应商或持有富余库存的做法并不是免费的。
政策制定者和企业因而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对韧性的需求与支付保险的意愿之间做出权衡。其最佳选择取决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风险承受能力。即便如此，关于各国应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全球供应链的争论似乎还将持续下去。最终，这可能会决定你在下次去商店时，是能找到想要的商品，还是看到空空如也的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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