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决定承担硅谷银行无保险存款的损失，而这破坏了自由市场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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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破产硅谷银行（SVB）的未保险储户是否需要得到救助？实施救助的理由是：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超过25万美元的存款得不到保险，但若未保险存款人遭受损失，恐慌将在银行体系蔓延开来。而大储户从其他银行争相提款，将会损害金融稳定。
也许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储户总是因金融稳定的名义受到保护，那么为何不至少对其征收保险费用（这些费用给受保护保存者带来了负担）？企业的财务主管们有许多低成本的方法来降低银行交易账户资金的风险。他们可以只在活期存款（支票）账户中保留工资单和其他即时交易所需的金额，并将其他短期内需动用的现金存入高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基金中。然而，太多的企业未能实行基本的风险管理。据路透社报道，流媒体设备制造商Roku在硅谷银行的存款超过4.5亿美元。硅谷银行的股东理所当然地承受了损失，其管理层也被解聘，但政府改变规则使大储户们受益——他们享受了“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而当局本可对大储户的资金实施减计处理。根据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过去的干预措施，这将使未投保储户承受其存款余额10%左右的损失。一些面红耳赤的企业财务主管将受到应有惩罚，丢掉饭碗。此外，如果有迹象显示风险向其他银行蔓延，政府原本可以宣布对所有存款提供全面的隐性担保——正如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最终所做的那样。即便如此，FDIC也可节省200亿美元，并（至少部分）保留由冒险者承担后果的原则。如果能这么做，硅谷银行的处理方式将会被视为资本主义对无能者的惩罚，而不是一种对常规的违反——这种违反开创了一个先例，可能引发人们更多去尝试“无风险的资本主义”。
更一般而言，正如美联储自己的调查所指出，硅谷银行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该银行犯了教科书般管理不善的错误”。如果是这样，不稳定的未保险活期存款可能是体系中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一个错误。如果未保险储户能够密切关注银行态势，他们就可以迅速解聘无能或贪婪的银行管理人员，从而为纳税人节省巨额资金。如果他们被监管机构所说的“现在不是担心道德风险的时候”的陈旧论点而麻醉，那么未保险储户未来就不会对此予以关注了。如果政府反复表明其有意施以援手，那么当它表示下一次将不再这么做时，它将毫不可信。
政府是在大量的游说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包括风险资本家们哭天抢地、寻求帮助。Craft Ventures公司的大卫·萨克斯（David Sacks）在推特上写道：“ 我要求银行监管机构确保系统的完整性。美国的存款要么是安全的，要么不安全。”亿万富翁对冲基金巨头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在推特上写道：“如果私人资本无法提供解决方案”，政府就应考虑提供救助。在称赞救助的政治家中，有一位是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据新闻机构Intercept报道，他有三家酿酒厂是硅谷银行的客户，而硅谷银行的一名高管是他妻子拥有的慈善机构的董事会成员。自2018年当选州长以来，纽森都在通过一个盲信托持有资产。
在这种制度下，保险规则可被曲解并为大储户谋利——这让人想起我们20年前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芝加哥传统经济学传理论存在的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芝加哥传统学派声称，市场的自由和公平运作主要依靠明确界定且良好执行的产权。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任何形式的监管都可能被既得利益者所掌控。如果既得利益者能够掌控监管（美联储关于硅谷银行的事后分析报告对2019年的规则调整予以认可——这一调整允许这类银行机构在较低透明度和更少监管下运营），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掌控产权的定义与执行呢？为什么强大的风险资本家就不会单纯将无保险存款重新定义为有保险存款，从而动用更多的公共利益呢？
如果他们可以这样做，那么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并不是极简政府的必然产物，而是一种政治构建，其只能在非常特定的条件下发展和生存。否则，其往往会趋向猖獗的裙带关系或（形式较温和的）亲商资本主义，而不是亲市场资本主义。
在我们的这本书中，我们关注了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生存，因为这些市场可能是最脆弱的——但其结论则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我们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政敌不是那些对体制进行尖刻批判的工会人士，而是穿着职业西装的高管们——他们一边在颂扬竞争性市场的优点，同时又试图用每一个行动来消灭它们。”资本家不是在创造和支持市场，而是在破坏市场的运行——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感受到了来自竞争性市场本身的威胁，而且也感受到了维持市场运作的体制的威胁。“这些在经济上有权有势的人们对支撑自由市场的制度忧心忡忡，因为这种制度待人平等，从而使权势变得多余。”
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非常明显的政府干预之手，市场就无法繁荣——这只手是建立、维护基础设施所必需的，使参与者能够充满信心地自由交易。”但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谁“有动机来推动政府支持竞争性市场？这是因为，即使每个人都会从竞争性市场带来的更好的商品、服务和平等准入中受益，也没有任何人能从维护系统竞争和公平环境中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每个人都有搭便车的动力，希望别人来捍卫这个体系。”
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因而并不是确定性演化过程的终极阶段。“最好把它看作是一株脆弱的植物，它需要培育，防止既得利益杂草的不断袭扰。”
我们找出了鼓励这株脆弱植物生长所需的四个条件。其一，现有企业不应过度强大。相反，每个企业必须仅有适度的势力，它因而需要国家扮演公正执法者的角色。
其二，有效的福利制度。“有竞争就会有失败。这些失败对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至关重要，但对受影响的人们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遭受的调整成本越大，或是陷入困境的人数越多，实施干预的政治要求就越强烈”，而这很容易被操纵。防止救助政治化的一种方法是建立一个明确的安全网，直接向受影响的个人提供基本支持。虽然应允许企业破产，但不能让民众破产。
其三，削弱现有企业的势力，迫使它们与不保护低效企业的其他国家的企业开展竞争。“削弱现有企业影响立法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是使国内市场对国际竞争保持开放。”银行业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行业之一，这并非巧合。因为当其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时，它实际上不会面临国际竞争。
其四，我们认为需要说服公众相信自由、竞争性市场的必要性。“如果更多公众能够看到自由市场的好处、了解其政治脆弱性，那么狭隘的利益集团将更难推动自己的议程。”
为什么如今对硅谷银行救助的关注如此之少？与我们当年写书时的环境相比，今天美国的环境是否更不利于竞争性的市场？在某些方面，答案是令人不安的——“确实如此”。
现在，请用相反的顺序思考上文列出的几个条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对银行实施了大规模的直接救助；新冠疫情期间，政府又对银行开展了间接救助（通过向家庭和企业进行转移支付，这笔资金又被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在这之后，定期实施银行救助在当前似乎已变得不可避免，这种做法甚至还获得了知识界的推崇。
此外，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其会凸显出这种任人唯亲做法的低效）正越来越多地受到旧式保护主义的威胁——而其通常都会将自己伪装成一种地缘政治上的关切。当它们强调应只与价值观相似的他国（顺便一提，这些国家也拥有类似的既得利益者）进行贸易时，每一方都会遭受类似的低效率，而来自变革竞争的压力也会减少。2008年，德国、英国和美国接连对银行实施了救助。
可以说，工业国如此不愿看到与市场逆境相关的损失出现，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害怕选民的愤怒——选民们相信资本主义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而竞争（特别是来自他国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然而，这种恐惧随后又巩固了低效的做法，保留了无能的企业——事实上，它通过消除自由市场对错误的惩罚，使这些企业的表现更加糟糕。
最后，尽管硅谷银行只是美国的第16大银行，但其客户包括了非常强大且有政治联系的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如果反垄断机构使用的是通常的市场支配地位指标，那么它不会对这家银行予以关切。但了解其影响力的人们则会对其忧心忡忡。我们需要根据政治影响力制定出更好的指标，以限制企业的政治权力。
拉古拉姆 • 拉詹（RAGHURAM RAJAN）目前担任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教授，曾任印度央行行长和IMF经济顾问。
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是该学院的Robert C. McCormack创业和金融杰出服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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