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正为强国政治让步，这损害了发展中经济体

曾经建立并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各个大国，现在有了其他优先事项。这使大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此处境艰难。美、中两国正在改变整个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在日益激烈的地缘战略对抗中选边站队。对这些国家而言，不结盟可能是最优策略——其目的不仅是保护自身利益，也是约束超级大国。

近期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一份报告强调了维护开放和包容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报告指出，开放贸易（与所有国家保护本国生产者和产品相反）是缓冲俄乌冲突不断上升的高昂成本的最佳措施。报告特别提到，尽管2022年爆发了战争，但全球贸易继续增长，全球供应链贸易也不例外（2022年第二季度同比增长4%）。尽管专家（其在《自然杂志》上撰文）最初预测，战争将推高食品价格，致使数百万人陷入饥饿，但事实上，全球市场使价格稳定了下来（见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

问题是，大国正在背离由其自己创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全球安全考虑以及国内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诉求，正让大国重新调它们的整优先事项。对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全球贸易体系正逐渐被这些优先事项所影响。 

国内就业和社会凝聚力：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全球化和开放贸易的批评在工业国家愈演愈烈，引发其国内政治的两极分化。其核心观点是，贸易侵蚀了社会凝聚力。这种对贸易的抵触情绪被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捕获并火上浇油，他以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国内就业和制造业为由，对包括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在内的美国最亲密盟友和贸易伙伴征收了关税。发展中经济体一直根据市场准入承诺制定经济战略，现在它们面临着被市场拒之门外的风险。 

打赢技术战：中、美两国正全力投入技术竞赛，争取领先地位。双方均视自由贸易为这场竞赛的不利因素。2015年，中国启动了依靠补贴和国有企业加快推进科技产业发展的十年计划——“中国制造2025”。而近期，美国推行以制裁、黑名单、进出口管制、投资限制措施、签证禁令和技术交易规则为手段的“技术本国主义”。2022年10月，美国出台了新的限制措施，限制中国获得先进半导体及其制造技术的能力，为中国人工智能技术能力设限。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美中技术脱钩的前景可能迫使它们必须在两个阵营之间做出抉择。各国在美国不断施压之下与中国技术制造商华为脱离关系，已经印证了这一点。

供应安全：受新冠疫情影响，贸易和供应链遭受了扰动，供应安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友岸外包”作为一个新词进入了经济学领域，其旨在降低对潜在敌对供应商的依赖。世贸组织令人信服地指出，开放市场有利于保障供应安全，但主要大国却在背道而驰。2022年12月，加拿大及其盟友（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宣布成立“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而七国集团正在制定一项投资倡议，用于保障关键矿产的安全供应。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这不啻冷战政治重演。当时，扎伊尔（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等拥有战略资源的国家被两方阵营争相示好，经常引发严重的领导人治理问题。

有效的气候行动：美国和欧盟已推出一系列强势的产业政策、补贴和贸易限制措施，激励国内外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新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将投入4000亿美元，用于补贴可再生能源和达到北美零部件最低含量要求的电动汽车。这一法案已实现美国企业的投资回流，并吸引宝马、梅赛德斯-奔驰、斯泰兰蒂斯和丰田等外国投资方。欧盟已启动《欧洲绿色协议》和碳边界调整机制（计划于2023年10月生效），向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就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此类倡议无异于“美国堡垒”和“欧盟堡垒”：富裕国家身为气体排放的最大元凶和气候威胁的最大责任方，正将其他国家阻挡在繁荣的大门之外。

应对侵略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愤怒的西方大国迅速制定出一套经济和贸易制裁方案。但许多国家并未加入。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各有苦衷，例如它们（在安全或粮食方面）依赖俄罗斯，制裁方案未能征求该国意见，或害怕此类制裁机制在未来对自身不利。

对小国和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大国调整优先事项意味着全球不确定性增大。世界可能分裂成两个敌对的经济集团：世贸组织在近期研究中对此后果进行了模拟，预测某些地区的福利损失（也即实际收入的累积下降）高达12%，其中，低收入地区的损失最大。

已有证据表明美中经济正在脱钩（包括前述的技术脱钩）。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已从2016年的465亿美元峰值暴跌至2019年的48亿美元。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外国投资委员会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以及中国政府大幅加强了资本流出的管制。尽管2022年美中贸易流量达到历史新高的6906亿美元，但近期中国商品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美国对华出口商品价值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也已下降。DHL快运公司和斯特恩商学院的一份近期报告表明，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跨境贸易流动并未出现大幅下降。对其他国家而言，脱钩的表现可能更缓慢、更有限。 

如果美、中均寻求一种全新的实力平衡政治战略，两国都将要求其他国家明确立场以加强自身的实力。对处于对抗关系的超级大国而言，更多的“盟友”意味着它们拥有更可信的力量来制造（经济上或军事上的）威胁，且其也有更大可能成功实施威慑。但对其他国家而言，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对一些国家而言，结盟可能是有利的。冷战期间，西欧与美国结盟，在开放的、基于规则的体系中收获颇丰，而正是这一体系推动了战后重建、经济增长和民主发展。但对于那些因美国或苏联影响而遭受更严当局峻腐、制度压迫等问题的许多去殖民化国家而言，冷战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对于一些国家而言，更好的方法是以不结盟方式促进地区贸易、投资和生产，而不依赖超级大国的支持。新加坡的一位部长曾说：“选边站队将给我国安全和经济招致破坏性后果。”

全球贸易体系前景不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在贸易、投资、援助、武器采购和安全领域更希望多线布局。印度和一些非洲国家仍然极度依赖从俄罗斯采购武器。另一些国家则需要俄罗斯的能源、粮食和化肥。因俄罗斯的非法入侵而加入对其制裁，将使各国付出沉重代价。许多国家高度依赖中国的援助、贸易和投资，也有很多国家目前正寻求中国为其贷款提供纾困。它们也需要欧洲和北美市场。

采取不结盟政策才能是这些国家以本国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摆脱经济困境，以自身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为主开展国际关系。新加坡秉持不结盟态度，1975年拒绝支持印度尼西亚入侵东帝汶，1983年反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如今也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各国保持不结盟，便可以团结发声，敦促世界大国利用（乃至创建新型）多边进程和机构，帮助全球应对新的优先事项。小型和发展中经济体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发言权，还能限制大国做出损害小型经济体的行动。 

目前，大国新的优先事项都是单边做出的。如果大国继续执泥于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而牺牲包括其他国家在内的长期共同利益，那么其他国家就需要提醒大国，对其支持是有条件的——这取决于大国是否考虑它们的利益。 
全球力量对比尚不稳定，美、中关系前景尚不清晰。双方对抗仍在升级。但两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较量不仅影响彼此实力，还关系着所有国家的未来。当前，其他国家应做好准备自力更生，坚持不结盟，确保两个超级大国的较量不会殃及其他国家。 

林奈莉（NGAIRE WOODS）现任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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