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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供应链扰动再次凸显了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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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奥萨（RALPH OSSA）是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今天的供应链扰动再次凸显了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拉尔夫·奥萨（RALPH OSSA）是世贸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随着一系列危机（包括最近的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扰乱了全球供应链，经济安全已成为各方政策讨论的一大重点。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寻找方法，降低它们对此类扰动的脆弱性——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带来全新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这方面，推动产业回流和友岸外包已成为各方青睐的政策药方，各方也在频频讨论全球割裂的问题。
在本文中，我将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我会强调一个基于世贸组织规则的强大多边贸易体系的好处。我认为，这样一种多边贸易体系是经济安全的最佳保证，因为它为受到供应短缺影响的家庭和企业提供了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很难预测供应短缺将在哪里出现、谁有能力介入，因此，拥有广泛的外部选择是一大关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多边贸易体系提供的这种“灵活性”在缓解供应短缺方面非常有效。埃塞俄比亚根据俄乌战争做出的调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世贸组织最近发布的一份关于俄乌战争对贸易影响的报告所强调，战前埃塞俄比亚从俄、乌两国进口的小麦占到其总量的45%，而在战争爆发后，来自两国的进口量急剧下降——来自俄罗斯的进口量下降了75%，而来自乌克兰的小麦进口量甚至下降了99.9%。但埃塞尔布亚通过大幅增加从美国和阿根廷进口的小麦，成功应对了这次扰动（尽管其先前并未从阿根廷进口过小麦）。显然，在一个相互割裂的世界经济中，在替代供应商之间实现这种迅速切换的难度要大得多。
有证据表明，全球供应链目前相当集中。例如，只有少数美国企业的供应链是多元化的（这里指从一个以上的来源国进口同一种产品。参见Antràs、Fort和Tintelnot，2017年）。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全球出口中有19%是“瓶颈”产品——即供应商很少但市场份额很大的产品（Majune和Stolzenburg，待发布）。有趣的是，这一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中翻了一番，表明全球供应链的多样性逐步降低了。
虽然人们很容易将这些事实解释为多样化不足的初步证据，但更合理的解释是：这只是反映了在形成全球价值链时产生的巨大沉没成本。对于企业而言，寻找合适的外国供应商、协调生产流程和建立信任关系的成本很高，因此他们被迫合理地安排全球采购战略。更重要的是，企业在避免供应链扰动方面也有相当大的自身利益，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它们的业绩。麦肯锡估计，平均每十年，供应链扰动就会给企业造成年利润40%以上的损失。
全球供应链在中美贸易紧张下的缓慢调整，也说明了沉没成本的存在。诚然，正如查德·鲍恩（Chad Bown）最近所述，在一些风险敞口较大的产品中，可以看到初步的脱钩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持续征收了大量关税，但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在2022年仍创下历史新高。
在宏观经济层面，值得我们回顾的一点是：国家层面的专业分工既是比较优势的自然结果，也是贸易收益的典型来源。事实上，我在其他地方也曾指出：贸易之所以是有益的，正是因为它为获取国内难寻的关键产品提供了一条途径——这基于以下计算结果：10%最关键产品占贸易收益90%的计算（Ossa，2015年）。这表明，要实现上述瓶颈产品的生产多样化，可能会带来高昂的福利成本。
世贸组织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全球经济分裂成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将平均使实际收入降低5.4%。而重振多边主义可以使实际收入增加3.2%——因此，放弃国际合作、转向地缘政治竞争的机会成本为8.6%。重要的是，各国的机会成本差异很大：发达经济体为6.4%，发展中经济体为10.2%，而最不发达国家为11.3%。低收入国家的风险最大，因为它们从与国际贸易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最多。
近期的一篇论文更正式地分析了应对潜在供应链扰动的政策干预理由（Grossman、Helpman和Lhuillier，2023年）。其作者指出，存在两种方向相反的政策失灵应予以纠正。一方面，企业有动力对供应链韧性投资不足，因为供应链扰动的部分成本是由消费者承担的。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动力过度投资于供应链韧性，因为这可能使它们从供应链扰动中的超额利润机会中受益。结论是：政策干预的理由十分微妙，且政府的愿望可能差异很大，如推动产业回流、离岸外包、放任不管或两者兼有。
若完全从实际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对全球供应链进行政策干预的理由很薄弱。韧性虽然可取，但其代价也十分高昂。且目前尚无理由认为企业已经系统性地过少（或过多）暴露在供应链风险之下。即便如此，读者应认识到，本分析并未考虑到当前政策讨论中部分国家存在的安全考量。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也许并未将其商业活动的安全外部性内部化——而这可以证明那些有限度的、旨在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的全球供应链干预措施是合理的。
这些理论层面的考虑与现有证据大体一致。毕竟，在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期间，全球贸易一直呈现出巨大的韧性——同时，全球贸易也是韧性的重要来源。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贸易在经济衰退开始（即2020年第二季度）后的仅三个季度内便恢复了。贸易为家庭提供了应对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需的口罩、疫苗和居家办公设备。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后，贸易的表现仍高于预期——即便小麦等产品的贸易在起初出现了一定下滑。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避免了粮食短缺，即使是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这些风险敞口很大的国家也是如此。
以上这些考虑表明，政策的主要作用在于提供一个经济框架，让有韧性的供应链能够蓬勃发展。对此，最重要的莫过于捍卫多边贸易体系——其将确保贸易壁垒处于较低水平，不具歧视性，且具有可预见性。值得记住的是，多边贸易体系是国际社会的一项历史性成就，它并不是国际商业政策的自然结果。它是在世界经历了去全球化的灾难性三十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时刻被创建出来的。
多边贸易体系以规则为基础，它的这一性质对供应链安全尤为重要。它不仅降低了政策引发供应链扰动的风险，还提高了在最需要获取替代供应来源时保持市场开放的可能性。而在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各国自由调整其认为合适的贸易政策，将使上述优势全部丧失。
从先前文献可知，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对贸易流动造成巨大损害。例如，汉德利（Handley，2014年）指出，即使实际关税保持不变，承诺关税的降低也会增加贸易流量。这是因为，降低承诺关税会减少实际关税的变化幅度，从而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各国的实际关税有时会低于其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关税，而这会导致所谓的“关税悬挂”。
更广泛而言，这意味着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信誉至关重要。重要的不仅是各国承诺了何种政策，也包括他人眼中这些承诺的可信度。这意味着任何违反世贸组织规则的行为都会带来重大的附带损害，破坏整个多边贸易体系的运作。世贸组织在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可信性方面的挑战，与央行在锚定通胀预期中的挑战并无二致。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全球贸易的经济框架不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全球供应链的韧性，那么，世贸组织所谓的“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指导原则。其理念在于努力实现更加包容的全球化，使更多国家能够参与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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