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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期实施有的放矢的项目是促进经济阶层跃升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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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美国梦最典型的特征是阶层跃升——能让所有孩子，不论其来自什么背景，都有机会实现经济成就。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子女赚取超过父辈收入的机会越来越少。90%出生于1940年的儿童长大后的收入超过了父辈，而如今，只有半数青年人的收入能超过父辈在相同年纪的收入。我们研究小组重点了解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出台的哪些政策有助于扩大经济机会。
到目前为止，我们从研究中得出的一条主要经验是，在童年时期对儿童进行有的放矢的政策干预非常重要。童年之所以影响重大，有两个原因。一是儿童成长的环境深刻影响着他们成年后的表现。二是直接扩大对儿童（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投入的政策通常是减少代际不平等问题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我们的分析以Opportunity Atlas为启动点，这是我们基于人口统计数据和纳税记录开发的一个交互式数据集，用于衡量美国各个社区的阶层跃升情况。通过Opportunity Atlas，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社区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向上级阶层的流动性很高，而在其他一些社区，出身类似背景的孩子却往往几代人都深陷贫困。例如，图1显示了纽约低收入家庭子女成年后的平均收入差异。图2显示，生活在布鲁克林布朗斯维尔社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成年后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杜蒙大道的哪一侧长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区如何影响儿童成年后的表现，我们研究了500多万名童年经历过搬家的儿童的生活轨迹。我们主要发现，搬到阶层更高社区（拥有优质的教育设施等）的儿童成年后的表现往往更好。换句话说，社区与儿童成年后的表现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图3显示，假设儿童从布朗斯维尔杜蒙大道以北的范代克社区搬到杜蒙大道以南重建区的尼希米社区，他们长大成人后收入的估计值。我们预测，在两岁时搬家的儿童，成年后的年收入约为25,000美元，而如果他们继续留在范代克社区，则年收入平均只有17,000美元。孩子们搬家时的年龄越大，成年后的收入就越低。儿童在机会较多的社区每多呆一年，他们以后的生活就能得到进一步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的改善会对青少年时期乃至之后更长的时期产生影响；在15岁而不是20岁时搬到更好的社区仍有意义。只有在23岁以后，搬到机会更多的社区才不会再对收入有明显影响。通过实验证据（随机分配实验家庭在贫困率高的社区和贫困率低的社区之间迁移的方向），我们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简而言之，童年时期生活的社区会影响成年后的经济状况。
我们分析的第二个重要方面是确定哪些类型的政策最能提升经济机会和社会福祉。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对过去50年里实施的133项政策进行了研究，使用一个称为公共资金边际价值（MVPF）的标准化指标来对每一项政策进行对比。一项政策的公共资金边际价值等于其提供给受众的利益与其对政府的净成本之比——包括对预算的长期影响，例如社会支出缩减或者税收收入增加。利用这个指标，我们比较了不同类型的政策（如社会保险、税收、现金转移支付、教育、就业培训和实物转移支付）的有效性，确定哪项政策下每一美元的政府净支出对社会福祉产生的影响最大。
图4展示了我们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将133项政策分成12大类，针对每个类别给出了公共资金边际价值平均值与政策受益人平均年龄的关系。左上角的三个点表明，历史上对儿童投入产生的公共资金边际价值最高。这些政策包括扩大儿童医疗保险、对学龄前和基础教育进行投资，以及提高大学入学率。
图4显示的情况与图3极其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改善整个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能获得高回报。每多一年接触到阶层跃升更高的社区，都会促进经济阶层跃升。同样，不仅针对学龄前幼儿的公共投资会产生高回报，旨在帮助年龄更大、高中和大学年龄段孩子的项目往往也为纳税人带来了丰厚回报。
我们在许多情况中发现，这些政策最终是一笔划算买卖，从长远来看节省了纳税人的钱。我们给这些政策赋予的公共资金边际价值为无穷大，如图4顶部的三个类别的平均数所示。就拿扩大儿童健康保险范围的政策来说，前期平均每支出1美元就能产生1.8美元的回报。历史证明，许多扩大代际经济机会的政策也让纳税人受益良多。
除了分析过去的政策，我们研究小组也尝试利用大数据来设计制定促进下一代经济地位跃升的政策。核心动机是Opportunity Atlas所揭示出的经济地位跃升方面鲜明的地域性差异。儿童的成长地点不同，其成年后的表现也有很大差异，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有孩子的家庭不搬到阶层跃升更高的社区。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发现，即使是接受房屋代用券补贴房租的低收入家庭，也倾向于集中在阶层跃升水平低的社区，这表明房屋代用券对减少居住区隔离和扩大经济机会的效果有限。
为了解其中的原因，2018年，我们与西雅图和金县住房管理局合作，在西雅图市区开发和测试了一个项目——“促进向高机会社区搬迁”（CMTO）。为了测试是否存在阻挠房屋代用券领取者搬到高机会社区的障碍，我们向随机选择的房屋代用券领取者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包括住房搜索援助、直连房东和财务支持。在接受援助的家庭中，有53%的家庭搬到了高机会社区，而在没有得到帮助的家庭中，只有15%的家庭在高阶层跃升社区找到了住房。
这些发现表明了障碍（而不是偏好）能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低收入家庭在高机会社区获得住房的能力。减轻这类障碍可以增加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机会。我们估计，参与CMTO项目的、在出生时就搬到高机会社区并一直长大成人的儿童，其一生的收入将比留在低机会社区的儿童高200,000美元。
这项研究令人乐观。这些数据可能表明，美国在为儿童提供平等机会方面存在不足。但我们也让大家看到，那些在历史上为儿童带来巨大利益的投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广泛的红利，这应增加社会对促进人人阶层跃升的意愿。通过数据支持的政策议程，扩大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的投资并为他们提供更多机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大有机会重新唤起代际流动。
拉杰·切蒂（RAJ CHETTY），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Opportunity Insights的创始负责人。
纳撒尼尔·亨德伦（NATHANIEL HENDREN），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也是Opportunity Insights和Policy Impacts的联合创始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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