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与贸易二者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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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琳·弗洛因德（CAROLINE FREUND）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院长兼经济政策教授。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技术变革令人既兴奋又恐惧——它使我们能够事半功倍，同时又让我们担心会被其取代。虽然技术变革会推动经济增长与进步，但被技术淘汰的群体可能会失去生计。
国际贸易的影响与之类似，但其产生的焦虑更多。这是因为对人们来说，国际贸易的好处不如创新那么明显；而国内劳动者因贸易造成的损失，会被与外国劳动者的收益直接联系起来。
当技术变革和国际贸易相结合时，其影响可能尤其强烈。这种组合加速了创新，加快了技术的采用，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它也可能成为造成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两极分化的一种力量。
地缘政治往往会使民众情绪进一步升温。随着各国在技术前沿开展竞争，贸易正成为这些能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的重要转让渠道。国际贸易推动了技术的传播，加快了全球增长，但也带来了与外国对手分享商业秘密的风险。
所有这些压力都会影响政策选择。在过去，贸易和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使人们呼吁出台保护政策——但与贸易壁垒相比，加强社会安全网和帮助劳动者寻找新工作才是更好的长期战略。国际安全威胁引发了对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的呼声，但这些举措如果扭曲了国内的资源配置、刺激外国对战略产品的投资，则会产生反噬作用。
在一个割裂不断加剧、技术传播放缓的世界中，各国政府面临着刺激贸易、创新和增长的全新政策挑战。尽管创新者的目标可能是“快快行动并打破常规”，但政策制定者仍然必须保护现有制度，保持投资者的可预见性。
技术进步可以造就新的商品，如电动汽车；它可以带来新的工艺流程，如自动化和3D打印；它也可以创造新的运输方式，如集装箱和互联网即时数据传输。所有这些都会影响贸易，且往往会促进发展。
智能手机和平面电视等新产品的出现，使开展创新的国家能够取代翻盖手机和笨重的阴极管电视等过时产品的生产商。新商品会刺激更大的需求，使贸易整体趋于增加。
采用新工艺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实际价格，带动创新国家的生产和出口激增。发展中经济体往往专注于生产过程中可能实现自动化的简单环节，它们的一大担忧是其出口需求可能下降。然而研究表明，自动化的规模效应往往会导致对进口零部件的需求增加，即使其中一些最终由国内生产也是如此。例如，在汽车生产方面，发达经济体生产的机器人化与来自低收入国家进口零部件的增加同时发生了。
与运输技术的进步一样，电信创新在促进贸易方面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互联网使企业能够找到远在天边的新供应商和合作伙伴。它还开辟了新的贸易领域，特别是在数字服务方面。
贸易还会通过创造一个竞争更加激烈的更庞大市场，来影响技术变革。能够进入全球市场的前沿企业可以扩大利润并投资研发，从而加快创新速度。与此同时，来自其他全球领导企业的竞争也会激励其努力维持在技术进步的最前沿。
贸易和技术对发展的总体影响是正向的，因为新技术提高了生产率并扩大了贸易。贸易还使新技术能够更快地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增长。
然而，技术进步和贸易都会造成赢家和输家，那些被锁定在过时技术中的群体会被抛在身后。因此，一些国家的某些行业可能会衰落，随着技术和贸易的发展，它们需要为失业人员提供支持。同样，由于政治、地理或基础设施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市场之外的国家，与全球领先水平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
从过去来看，贸易壁垒经常被用来保护那些正在失去竞争力的行业。例如，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日本的技术进步带来了更便宜、更优质的汽车和半导体，这使美国通过限制进口和促进出口来管理贸易。富国寻求保护知识产权，主要也是为了保护其企业的专有技术和利润，而不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但近年来，对高科技产品使用的稀缺材料、制造设备，甚至高科技产品本身的出口管制，已成为减缓外国技术进步的一种有力工具。随着贸易和技术传播的放缓，这些政府干预刻意抑制了全球增长和创新。同时，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减少，既意味着利润增长的放缓，也造成了高科技产业研发投资资金的减少。
此外，新的贸易限制可能尤其不利于环境产品和绿色创新。如果我们能实现全球性的创新且推动价格迅速下降，那么可再生能源转型将会更快实现。如果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更多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等产品，将意味着需要燃烧的煤炭、天然气和石油更少。
要帮助那些因贸易和技术进步而落后的群体，就需要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虽然再分配政策往往不足以应对经济转型带来的变化，但有一个政策药方是明确的：继续促进贸易和技术，将其收益用来支持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群体和地区。失业保险和再培训计划对于保持开放和自由的贸易至关重要。
未来更复杂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不危及本国安全的前提下，利用贸易和技术来应对我们当今面临的生存威胁。从在大流行病和自然灾害中幸存下来，到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应对这些挑战的最重要工具，是寻找解决方案的创新活动，以及分享这些成果的国际贸易合作。但它们也带来了安全风险。
想一想贸易和技术在我们最近的经历中扮演了何种作用：新冠疫苗在创纪录的极短时间内被开发出来，并被运往全球（尽管疫苗的分配并不均衡），这得益于研究和生产方面的全球伙伴关系。半导体是所有电子设备与机械的基础，其主要在美国设计，很大程度在亚洲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离不开钴、锂和镍，这些矿物主要来自非洲和南美洲。
不幸的是，地缘政治正在影响新技术的创造和传播，对发展和气候行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对来自中国的大部分进口商品加征了关税，并对越来越大比例的出口予以监管；中国也对此做出了类似的回应。这些关税正在减缓全球两大经济引擎的增长，并损害全球创新。
过激行为造成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其会对贸易和增长造成严重后果。与其采取宽泛的做法，如果政府仅对受技术威胁的产品进行保护，并与其信任的合作伙伴持续扩张贸易、加深整合，则会使增长和创新受益。
还有一种危险是政策会适得其反。例如，对先进芯片及其生产设备实施出口管制，可能使美国丧失其在芯片设计领域的强大优势，这是因为市场份额会变小，而相关激励会被转移到国外。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种策略最终可能导致更大的安全风险。
其他国家需要问的问题是：如何避免陷入美中冲突。幸运的是，虽然存在安全风险，但标准经济学的大多数原则仍然成立。那些鼓励企业进入和扩张、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渠道的国家，将继续处于创新的前沿。开放的贸易和可预见的政策将继续推动资源流向最高效的用途。随着一些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坚持上述政策的国家将从中受益。
所有国家都必须避免被广泛开展国家干预的虚假吸引力所诱惑。中国过去30年的显著经济增长是由刺激私人企业的改革所推动的，而现在的增长正在放缓。几十年来，中国的私人部门一直都被低估了；而当前，公共部门引领增长的能力则被高估了。与其实施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不如保持可预见性、基于规则的体制、开放的贸易并提供资金，这样做才能使各国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当前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趋势带来的最大危险，也许在于这种做法具有极大的传染性。历史一再表明，关税会引发报复，滋生更多的关税。同样，政府对特定企业或行业的支持，也会使外国竞争对手处于不利地位，导致他们游说寻求类似的支持。如果世界上的保护主义和补贴措施失去控制，将使我们在提高全球收入和应对紧迫挑战的道路上遭遇重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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