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使各国经济陷入“大封锁”状态。封锁措施帮助控制了病毒传播，挽救了生命，但也引发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疫情恶化的同时，超过75%的国家目前正在重新启动经济。一些国家已开始复苏。然而，在没有医疗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复苏的力度高度不确定，对各部门和国家的影响也不均衡。
相比2020年4月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我们目前预计2020年的衰退程度加深，2021年的复苏进程更为缓慢。2020年全球产出预计将收缩4.9%，比我们4月的预测低1.9个百分点，之后将实现一定程度的复苏，预计2021年增长率为5.4%。
这些预测意味着，这场危机将导致全球经济在两年内（2020-2021年）累计损失超过12万亿美元。
增长预测相比4月的下调反映了以下因素：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结果差于预期，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预计将持续到今年下半年，以及供给潜力受到破坏。
高度的不确定性
这一预测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经济前景同时面临上行和下行风险。从上行方面看，如果疫苗和治疗方法带来更好的消息，并且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那么经济活动可能更快恢复。从下行方面看，如果出现新一轮感染，人员流动和支出增加的趋势可能出现逆转，金融状况可能迅速收紧，这将引起债务压力。在贸易预计将下滑约12%之际，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的局势可能会破坏脆弱的全球关系。
不同寻常的复苏
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将出现不同寻常的复苏。
首先，这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危机阻碍了出口依赖型经济体的复苏前景，并危及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收入趋同进程。我们预计全球经济体在2020年将出现同步深度衰退，其中发达经济体将收缩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收缩3%（如果不包括中国，收缩幅度为5%），并且超过95%的国家2020年的人均收入将为负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不包括中国）2020-2021年GDP增长受到的累计冲击预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
其次，随着各国重新开放，经济活动的回升是不均衡的。一方面，被压抑的需求使得一些部门（如零售业）支出激增，而另一方面，接触密集的服务业（如酒店、旅行和旅游业）依然低迷。高度依赖这些部门的国家很可能将在较长时间内受到严重影响。
第三，疫情以空前速度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于那些无法远程工作的低收入、半熟练工人。劳动密集型部门（如旅游和酒店业）的活动预计仍将疲软，因此，劳动力市场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能完全恢复，从而导致收入不平等恶化、贫困现象加剧。
非常规政策支持已发挥作用
从积极方面看，经济复苏得益于非常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发达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受到财政空间制约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这种政策支持作用要小一些。全球财政支持规模目前超过10万亿美元，下调利率、注入流动性和购买资产等措施使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在许多国家，这些措施有效支持了生计并防止出现大面积破产，从而减少了经济的持久创伤，促进了复苏。
尽管实体经济表现糟糕，但这种非常规支持（特别是中央银行提供的非常规支持）推动了金融状况强劲恢复。股票价格反弹，信用利差收窄，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证券投资趋稳，曾经大幅贬值的货币币值回升。通过防范金融危机，政策支持帮助实体经济避免了更糟糕的结果。同时，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之间的脱节引发了人们对过度冒险的担忧，并构成了显著的脆弱性。
我们尚未走出危机
鉴于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政策政策者应保持警觉，需要随形势变化调整政策。目前应继续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提供大量联合支持，特别是在通胀预计保持在低位的国家。同时，各国应确保适当的财政核算和透明度，并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不受损害。
一项优先任务是在经济重启过程中管理卫生风险。为此，需要继续提高医疗卫生能力，开展广泛的检测、跟踪、隔离，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及佩戴口罩）。这些措施有助于控制病毒传播，使公众相信新的疫情能得到有序应对，并尽量减少对经济造成的破坏。国际社会必须进一步扩大对医疗卫生能力有限的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以确保在具备疫苗和治疗方法后，能够以充足和可负担的方式进行生产和分配。
在经济活动受到卫生危机严重限制的国家，应通过失业保险、工资补贴和现金转移支付向受到直接影响的群体提供收入支持；通过延期缴税、贷款、信用担保和赠款等向受影响的企业提供支持。在非正规部门规模较大的国家，为了更有效地为失业者提供支持，需要加强数字支付方式，同时通过地方政府和社区组织提供食品、药品和其他家庭必需品的实物支持。
在已经开始重新开放、经济正在复苏的国家，政策支持需要逐步转向鼓励人们重新就业，并促进劳动力从萎缩的部门重新配置到需求增加的部门。可采取的方式是，增加工人培训支出，以及针对更有可能长期失业的工人提供招聘补贴。 为支持经济复苏，还需采取措施修复资产负债表和解决债务积压问题。为此，需要具备强有力的破产框架以及重组和处置受困债务的机制。
政策支持还应逐步从定向支持转向全面支持。在财政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各国应开展绿色公共投资，以加快经济复苏，并支持长期气候目标。为了保护最脆弱群体，一段时间内还需要扩大社会安全网支出。
国际社会应提供优惠融资、债务减免和赠款，以确保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为关键支出提供资金；另外，还应通过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建立中央银行互换安排和部署全球金融安全网，来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能够获得国际流动性。
这场危机还将带来中期挑战。在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公共债务与GDP比率预计都将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各国需要削减浪费性支出、扩大税基和尽量减少避税，一些国家还需提高税收累进性，从而建立稳健的财政框架以实施中期财政整顿。
同时，这场危机也提供了一个机遇，可以通过投资于新的绿色和数字技术和扩大社会安全网，促使经济加快转向更具成效、可持续和公平的增长。
这是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危机，全球合作尤为重要。应尽一切努力化解贸易和技术紧张局势，同时改善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继续尽其所能确保充足的国际流动性，提供紧急融资，支持二十国集团的暂停偿债倡议，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向各国提供建议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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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a Gopinath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在从事公共服务之前，她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国际研究和经济学John Zwaanstra教授。
Gopinath女士的研究重点是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曾在诸多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文章。她撰写了大量关于汇率、贸易和投资、国际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债务和新兴市场危机的研究文章。
她是当前版本《国际经济手册》的联合编辑，之前担任《美国经济评论》的联合编辑和《经济研究评论》的主编。此前，她还担任国家经济研究局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学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波士顿联储访问学者，以及纽联储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2016至2018年，她担任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的经济顾问。她还担任印度财政部二十国集团事务名人顾问小组成员。
Gopinath女士曾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以及计量经济学会院士，获得华盛顿大学杰出校友奖。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提名她为全球杰出思想家；2014年，她被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岁以下最杰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2011年，被世界经济论坛选为全球青年领袖。印度政府授予她海外印裔的最高殊荣——萨满奖（Pravasi Bharatiya Samman）。2005年担任哈佛大学教职前，她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
Gopinath女士出生于印度。她是美国公民及印度海外公民。她于200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前，她分别获得德里大学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德里经济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