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 <span style="font-size: 12.096px;">Porter Gifford</span>
鲍勃·西米森（Bob Simison）对哈佛大学的劳伦斯·F. 卡茨（Lawrence F. Katz）进行了介绍，后者的研究革新了经济学家对经济不平等的理解
鲍勃 • 辛普森（Bob Simison）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曾供职于《华尔街日报》、《底特律新闻报》以及彭博新闻社。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和我们一样，哈佛大学劳动经济学家劳伦斯 • F.卡茨一直在思考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未来，特别是对不平等问题会产生何种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卡茨为经济学家们理解不平等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卡茨说，在人工智能场景下，科技会为已经从事高级、高薪职业的人提供助力，“从而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有助于为较低端劳动者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他说：“人工智能可能会日益取代专业精英，未来，精英将不再是凤毛麟角，会有更多的劳动者能轻易了解到精英专家的见解。这种情况可以帮助中等技能劳动者，而对精英专业人士不利。”
无论最终胜出的是谁，64岁的卡茨都很可能会帮助领导学院派经济学家（其中很多是他自己的学生）对人工智能进行评估。当然，研究人员也将运用卡茨的严谨方法，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密分析，而这也体现了近40年来他对经济学的广泛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的戴维 • 奥托（David Autor）说：“他确实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拉里早在其他人之前就敲响了警钟，警告不平等加剧会带来危险。”奥托是卡茨之前培养的200多名博士生之一。这两百多人中，有两名约翰 • 贝茨 • 克拉克奖的获得者（该奖项是授予40岁以下经济学家的最高奖项），有三名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还有几十位顶尖大学的终身学者。
2023年，奥托和哈佛大学的另一位卡茨门生戴维•戴明（David Deming）在传记中写道，卡茨所做的工作引发了经济学领域的两次知识革命。一次是运用供求方面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工资不平等程度随时间的波动问题。另外一次是牵头大规模实地实验，让大众来回答社会科学中的重大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搬到一个机会更多的社区会对几代人产生哪些影响。
此外，自1991年8月以来，卡茨一直担任《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的编辑，“在过去30年里，卡茨擘画了经济学领域的发展蓝图。”奥托和戴明写道。他们引用数据指出，根据引用次数及其他因素，《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每篇论文对经济学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四家主要经济研究出版物。
“受社会问题驱动”
“拉里主要是在社会问题的驱动下开展工作的。”克劳迪娅 • 戈尔丁（Claudia Goldin）说道，她是劳伦斯的妻子，是经常与劳伦斯合作开展研究的哈佛经济学家，也是2023年诺贝尔奖得主。“他热衷于关注弱势群体。”（戈尔丁说，他还有另一个爱好：她养了一只冠军嗅探犬，名叫皮卡。卡茨每天都会遛几次这只13岁的金毛寻回犬。）
卡茨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家长是洛杉矶一家公立学校的心理学家，这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他对弱势群体的热情关注。1938年，他的母亲薇拉 • 赖兴费尔德（Vera Reichenfeld）在贝尔格莱德降生，和家人一起在大屠杀中逃出生天，并在阿根廷和乌拉圭长大。她的一位老师曾在密西根大学求学。这激励了她移民到安娜堡上大学，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卡茨的父亲。
由于会说西班牙语，她曾在洛杉矶一些最贫穷的社区工作。卡茨回忆说，母亲会把衣服和食物带到学校，送给贫困家庭的孩子。他和母亲还聊过学校没有空调的艰苦，以及这样的条件是否会让贫困学校的孩子与富裕、有空调的学校学生相比处于不利地位。这些贫困问题启发了卡茨，从在高中做辩手到上大学期间，他始终关注不平等、种族隔离和种族问题。（卡茨的母亲现年85岁，如今在兼职做演员，出演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角色。）
卡茨总喜欢在采访中说，他之所以选择经济学，是因为进入伯克利后的头一学期，经济学入门课上午10点才开始，而政治学的入门课早上8点就开始了。在本科期间，卡茨便开始建立自己的数据驱动的经济研究方法——那时，也就是在1979年，他获聘于一个机构（即费舍尔房地产与城市经济中心的前身），担任其首位研究员。
他调查了旧金山湾区93个辖区的土地管理官员，收集了大量数据，进而研究最近通过的“第13号提案”（旨在削减房产税）在对土地使用施加更多限制、推高房地产价格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在毕业论文和经济系毕业典礼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些研究结果。
1985年，卡茨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对失业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严格分析美国和英国的数据，他对一项既有理论提出了质疑。该理论认为失业率的周期性变化源于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而劳动力需求的变化要求劳动者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之间流动。相反，他指出，这种变化更多是与总需求冲击下的传统商业周期有关。凭借纵向调查数据，他进一步探究了暂时赋闲和有望被召回的劳动者的求职行为。
在计算机尚未发展到能帮助研究人员日常处理大量数据之时，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分析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前沿。根据奥托和戴明的说法，当时“公开可用的数据集储存在深盘披萨大小的九轨磁带上，且需要按照处理器的运行分钟数来租用计算机的时间。”
卡茨在1992年发表了两篇论文，论文充分展现了他的研究方法，影响深远。其中一篇是他与法国宏观经济学家奥利弗•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合作完成的，后者后来进入IMF担任首席经济学家。1987年至1991年间，随着科技和金融服务业繁荣不再，马萨诸塞州的失业率几乎增加了两倍，他们开始探究当失业率出现地区性激增时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卡茨和布兰查德研究了40年来美国各州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尽管一个州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才能从失业率激增中恢复，但失业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劳动者离开了该州，而不是雇主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工资恢复正常水平则需要十多年的时间。
布兰查德说：“我们在数据中发现了非常可靠的模式，它们清楚地反映了劳动力流动和地区演变的情况。”他说，这些发现改变了经济学家对其他地区（如欧洲）区域政策的看法。
卡茨在199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直接触及了有大学学历者和无大学学历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它颠覆了经济学家对收入差距的看法。卡茨和芝加哥大学的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利用人口普查局庞大的数据库，分析了1963年至1987年间美国工资水平的变化。他们发现，收入差距在1970年至1979年间有所缩小，并在1979年后急剧扩大。当时的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是因为对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劳动者的需求不断增加。但卡茨和墨菲表示，这也反映了相对于需求增长，此类劳动力供应的增长急剧滑坡。
卡茨称：“当教育体系跟不上时，不平等就会加剧。”他说，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这两项研究工作引发了对不平等现象的“热切探究”。其中最重要、持续时间最长的项目之一是他与戈尔丁在2008年出版的合著——《教育和技术的赛跑》（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教育与不平等
20世纪80年代末，卡茨与戈尔丁相识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国家经济研究局后门。此后在90年代初，二人开始了这项研究。戈尔丁说，研究起源于她对教育史及其对工资影响的一些初步探索。“拉里痴迷于工资结构的变化，”她说。“他是20世纪80年代首位关注不平等差距扩大的经济学家。”
卡茨表示，研究过程中利用了“海量的数据集”，并收集了20世纪初的劳工统计局数据，进行手工制表。同时，二人还找到了当地学校董事会在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准备的竞选材料（多是在农村地区，而非城市）——当年他们推动“高中运动”，帮助年轻人为找到更好的工作做准备。
书中写道，这给美国劳动者带来了巨大优势，因为“美国对年轻人的教育程度远超过大多数（甚至是所有的）欧洲国家”。“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是唯一一个普及免费中学教育的国家。”两人认为，到20世纪末，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其说反映了技术变革的速度，不如说是反映了继续为教育投资的意愿不足。
卡茨表示：“我们本可以在大学和职业教育中采取与‘高中运动’相同的行动。高等教育革命尚未完成。我们只是把提供教育的任务转嫁给了家庭。”当前，卡茨主张加大对州立大学的投资，加强对高中毕业生的职业教育和行业就业培训项目的投资。（21世纪10年代，卡茨与人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表明雇主并不看重昂贵的营利性院校的学位。）
卡茨说，自1980年以来，美国工资不平等加剧有50%到60%是由于教育进步放缓，而同时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增长，这拉大了有大学学历者和无大学学历者之间的工资差距。他表示，其他导致工资不平等加剧的因素包括工会式微、联邦最低工资标准降低、高管和其他高端职位薪酬飙升；此外，随着国内外包增加、零工经济不断壮大、国际离岸外包增多，供应链出现了断裂。
1993年，在比尔 • 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期间，卡茨就任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由此，他参与设计了“搬向机遇”住房流动性计划，该计划被经济学家称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策实验之一。
卡茨说，1991年，警察殴打罗德尼 • 金（Rodney King），进而引发洛杉矶骚乱之后，“国会认为自身应承担部分责任，于是通过了一项法案，为一个社区示范项目提供了一些资金。”该项目于1994年在波士顿、巴尔的摩、芝加哥、纽约市和洛杉矶启动，涵盖了居住在美国一些最贫困社区公共住房中的4,604个家庭。项目初衷是要搞清楚，如果帮助随机的家庭搬到更好的社区，是否能够改善其经济状况。
起初，卡茨和其他研究人员并未发现有何收效。但这只是部分情况。参与者确实报告称其身体和心理健康有所改善，随着卡茨和同事继续跟踪研究，他们有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对于搬到安全性更高、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的家庭来说，家中13岁以下的孩子成年后的收入要高出30%，更有可能上大学，进入更好的大学，成年后也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程度较低的社区。
卡茨说：“想不到我25年后我还在研究这个问题。”
这个实验对今天的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比如西雅图政府）利用研究结果，为租房券领取者制定了相应政策。卡茨称，“居住地不仅会影响健康状况，还会影响很多其他方面。利用现有资源，我们可以做得更多。”卡茨谈到，拜登政府曾尝试为一个更为广泛的项目提供资金，但在与国会的谈判中，这一想法被扼杀在了摇篮里。
卡茨效应
其他经济学家表示，过去32年来，作为《经济学季刊》的编辑，卡茨对经济研究的影响力不断提高。根据奥托和戴明的说法，在卡茨的领导下，《经济学季刊》研究了社会科学和人类福利方面的重大问题，拓宽了经济学的疆域。还有人说，他敦促研究人员要勇于冒险，且要跟随数据。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拉杰 • 切蒂（Raj Chetty）说：“在经济学领域，这被称为卡茨效应。”切蒂是约翰 • 贝茨 • 克拉克奖的获得者，也是卡茨的学生。他牵头研究了“搬向机遇”计划的影响。
“卡茨受到期刊作者们的高度尊重，可谓成就非凡，”法国的布兰查德说，他曾与卡茨共同担任《经济学季刊》编辑达七年之久。“厉害的编辑通常会树敌无数，但他没有。”卡茨说，他会阅读并回复每一篇发来的论文。《经济学季刊》每年收到约2,000份投稿，发表48份。 在过去的25年里，卡茨还在哈佛大学与各工会之间的劳资谈判和纠纷中做调解工作。他作为非正式卡茨委员会的带头人，在2001年带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外包的报告，这一报告最终促成了内部员工和外包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平等政策。该政策旨在允许哈佛通过外包提高效率，同时又不损害加入工会的学校员工的利益。 当然，卡茨所培养的239名经济学博士也是他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卡茨的哈佛个人网站上，有一份共九页的实时更新名单，上面显示了他的每个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年份、第一份职位和当前的职位。其中许多学生都把卡茨视作自己的职业启蒙者。 密歇根大学的贝齐·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表示：“他桃李满天下，培养了这么多顶尖的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总是能随时提供帮助。他对研究领域了如指掌，能立刻说出你所研究项目与哪些文献相契合。” 史蒂文森是一名研究生，正在做关于幸福感和经济学的研究。她回忆自己曾经告诉卡茨，她发现中彩票通常会让人更快乐，至少在一开始是这样。 但卡茨对她说：“中彩票可能不会让我更快乐，它不能帮我写论文写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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