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稿

非常感谢克里斯汀（Kristin）、巴勃罗（Pablo）和斯特凡诺（Stefano）。

毋庸置疑，IMF非常重视支付系统的良好运作，无论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各国之间。

我们也欢迎金融创新发挥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在速度、便利性和成本方面极大改善了国内支付，并产生了显著的促进平等的效果，给贫困人口和贫困国家带来了巨大好处。

虽然跨境支付也取得了进展，但这种进展并不均衡，在很多情况下，交易成本仍然过高、速度仍然过慢。

让我们直面现实：在这个割裂的世界里，更快取得进展并不容易；在顽固通胀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专注于维护价格稳定。

然而，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表明这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 第一，对代理行业务的限制以及高交易成本抑制了受影响国家、企业和家庭的经济参与，并可能导致支付转向非正式渠道。
• 第二，在跨境数字服务贸易很可能掌握未来发展关键的世界里——不妨想想人工智能——更高效的跨境支付有助于提升增长前景。

好消息是，目前正在实施许多前景良好的项目，目的是将各国支付系统连接起来。例如：欧洲中央银行的TIPS系统（在业内处于领先地位）；东盟的Nexus项目（采用枢纽-辐条模式）；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TCIB系统（重点是小额交易）；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Agora项目（重点是代理行业务）。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私人部门的金融创新（尤其是分布式账本技术）能否帮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跨境支付的系统性转型。

我们无法明确回答这一问题——在庞大的全球支付领域，区块链仍只是一项小规模实验。但代币化和稳定币确实有可能凭借自身价值并通过激发竞争来使全球金融更加“流动”，其中稳定币尤其有望实现成本更低、速度更快的大额跨境支付。

这究竟会如何演变，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全球金融体系更加多变的情况下，风险传导速度更快，而政策失误的代价也更大。健全的监管政策和宏观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这正是我今天讲话的重点所在：确保成功的政策要求。我想提出三个论点：

• 第一：面对代币化和稳定币的发展，我们需要采取国际协调的监管政策应对措施。在地缘政治割裂的环境下，这并非易事。
• 第二：稳定币可能使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复杂的局面，需要更多外汇缓冲和严格的政策纪律。
• 第三：虽然稳定币可能降低少数国家的融资成本，但它们并不能替代财政重任——财政政策也需在中央银行专注于维护价格稳定时缓解其承受的压力。

那么，让我先从金融监管说起。这方面的核心挑战在于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防患于未然，同时又要容许积极变革和公平竞争蓬勃发展。

面对新的风险，我们需要灵活应对。随着代币化技术使追补仓通知和后台职能实现自动化，运营风险发生了转变，反应时间也缩短了。

稳定币被宣传为区块链领域的“现金”，因此，关键是信任——相信稳定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面值赎回。为此，需要对储备池制定严格的规则，以确保安全性和流动性；理想情况下，应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协调统一，以支持一种单一且可识别的资产类别。

为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还必须对相似的金融工具制定相似的规范，以确保公平竞争，并减少监管套利动机。

如果竞争能促使银行提升服务，那么竞争就是有益的；但如果竞争导致银行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或者导致其存款基础流失、融资成本上升，甚至于损害整个经济体的信贷，那么竞争就没有好处了。

鉴于银行是为家庭和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又吸纳了大量劳动力）提供贷款的主要机构，银行中介作用过度削弱的风险不可小视。

最后，监管过于繁琐的情况应通过现代化改革予以纠正。大量金融活动已转移到非银行领域中监管较为宽松的部分。随着打击非法资金流动的措施更加严厉，加勒比和太平洋等地区的跨境支付成本有所上升。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具有匿名性和不可追溯性（并非缺陷）的支付系统。

为了实现潜力，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需要国际监管合作——收集和共享数据；协调各国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确保不同跨境支付渠道的互操作性；以及降低传染风险。

接下来，我要谈谈第二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应对更加多变而严酷的世界的种种复杂性。

除了可能过度削弱银行中介作用外，稳定币还可能引发其他具有宏观影响的挑战：它们可能成为逃税手段，导致税收减少；可能助长货币替代，削弱货币政策传导；还可能使资本管制出现更多漏洞。

最后这个风险若成为现实，将给IMF约四分之一仍有赖于资本管制保护的成员国带来特殊困难；而那些仍采用金融压制措施、迫使国内储蓄者为政府借款提供补贴的成员国面临的困难将更甚。

资本管制出现漏洞会使各国面临货币替代风险、资本流动波动、汇率不稳定以及货币主权削弱等问题。中央银行需要采取监管措施来确保国内银行体系稳健，对国内稳定币中介实施适当监管，并增加外汇缓冲。

随着各国越来越难以依赖金融压制来降低偿债成本和应对财政挑战，政府必须实施根本性的财政调整，扩大税基并缩小基本赤字。

这方面一些情况让我感到欣慰：近年来许多新兴市场在加强政策框架和制度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制定了财政规则和维护了中央银行独立性。这些进展增强了韧性。

但同时我也担心，许多国家提供了多年的慷慨财政支持，此后公众对财政整顿的兴趣不大。

尽管如此，此时放松政策将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如果封闭的金融体系因科技而被迫开放，那么对本国货币的信任将完全取决于能否制定恰当的政策组合。如果没有这一点，在未来充满变数的全球金融体系中，有关影响可能会迅速显现。

相反，要是换一个积极的角度，我可以断言，我们所看到的金融创新从长远来看将造福各地民众——让他们获得更大的金融和经济自由，并推动实施更好的政策。

我今天要谈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那些发行用于支持稳定币的储备资产的国家（称之为“发行国”）不能免于承担保持政策纪律的基本责任。

这些国家（主要是美国，其是稳定币支持资产的主要提供者）出于自身利益，应确保有关体系的设计不仅能满足其自身需求，还能减轻发生不利溢出效应的风险并维护国际货币体系。

就这些辖区而言，技术确实蕴藏着有待获取的收益。正如肯·罗格夫（Ken Rogoff）所解释的，以美元为支持的稳定币为美国政府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使其可以利用美国境外估计约15万亿美元的全球美元存量。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向更广泛的全球投资者群体筹资之举可能有助于发行国降低其财政融资成本，尽管这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因其债券被替代而面临借款成本上升的问题。

但节省的这些资金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它们无法取代宏观经济政策的负责任实施。

事实上，发行国可信的宏观政策环境是人们信任金融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这方面仍有工作有待完成。有个众所周知的说法：IMF这三个字母代表“It’s Mostly Fiscal”，就是说IMF主要关注财政问题。所以，我必须提到下面这点。目前，多数发达经济体需要对公共债务路径给予政策关注。例如，美国、法国和日本的十年期主权债券收益率目前分别处于2007年、2008年和199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随着这些基准借款成本上升，全球多数国家的收益率曲线走高——在一些新兴市场，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幅度超过了得来不易的利差收窄的幅度。

在财政压力不断加剧的环境下，各国中央银行都感受到了压力，并可能面临有关财政主导风险的问题。站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货币政策舞台上——在这个牛仔竞技盛行之州，每块车牌上都印着牛仔驾驭狂奔野马的图案，让我用以下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中央银行最关键的作用是确保通胀保持在低而稳定的水平。鉴于几个核心经济体持续面临通胀压力，除了对价格稳定作出坚定承诺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这意味着，不应让“货币政策牛仔”前来救助财政——无论是让政策利率低于最优水平，还是实施新的资产购买计划。

那么，排除之后剩下的就是财政重任：为了实现可信的中期财政整顿，必须在降低基本支出与提高税收之间作出艰难的社会选择。太多的国家尚未作出这些选择。我们的建议是：不要继续拖延。

最后，让我回到创新这个话题。我想说，无论我们的世界多么割裂，技术总能将我们重新联结在一起——想想航空旅行、互联网或全球定位系统：它们都不受国界限制；都拉近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距离。

在跨境支付领域，我们尚未看到全面转型。但从经济逻辑角度出发，我坚信我们终将抵达目标——让我们确保建立合适的条件来获取收益和应对风险。 

谢谢大家。克里斯汀，请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