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乔里·亨里克兹介绍了哈佛大学的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她使用调查和实验来揭示传统经济数据中的隐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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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乔里 • 亨里克兹（Marjorie Henriquez）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在几年的税收问题研究之后，斯蒂芬妮·斯坦切娃得出了一个令人生畏的结论：人们的观点复杂且根深蒂固，很难被经济学家们所理解。她发现，在制定具有社会目标（如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建议时，经济学家没有足够的数据来了解何为人们所知道、相信和认为的公平。
而斯坦切娃——这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她表示，“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进入人们的脑海，试图了解他们的推理方式、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各种经济政策问题的了解”。
通过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调查和实验（这往往会在若干国家进行），她能够了解人们为什么支持某些政策而非其他政策——这涉及从再分配、贸易到环境税等各类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平增长中心主任、巴黎经济学院《世界不平等报告》的合著者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表示：“这些调查揭示了传统经济数据中的不可见信息，且使经济学更接近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这一系列工作可能给经济专业领域带来重大变化，因为它将迫使人们重新评估关于理性经济行为的最标准假设。”
自2014年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以来，现年36岁的斯坦切娃已成为世界年轻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之一。她曾获得众多奖项和荣誉，包括2020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伊莱恩·贝内特（Elaine Bennett）研究奖——该奖对这位女性在获得博士学位前七年内做出的杰出研究予以了认可。她是进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季刊》编委会的首位女性。
在她博士项目之初，斯坦切娃曾被经济研究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所吸引，并因此脱颖而出。“斯蒂芬妮在提问时总是无所畏惧”，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导师詹姆斯·波特巴（James Poterba）说。“从她进入研究生院的第一年开始，她很明显就已开始思考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未来研究的主题——正如她思考那些已经解决的问题一样。”
斯坦切娃还对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经济学家们已在这方面研究了近一百年时间，但却仍存在许多问题有待回答。该领域研究如何通过反映社会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的选择，来设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税收。
1997年，当她的出生国保加利亚的通胀超过2,000%时，斯坦切娃才11岁。尽管当时她和家人已经离开了保加利亚，但这一事件促使她最终决定学习经济学。
当斯坦切娃被剑桥大学本科录取时，她已经居住在东德了。在那里，她目睹了该地区与西方的薪酬差距。而在法国时，她也曾因不平等程度感到困扰。
“我小时候经历的国家如此不同，让我见证了许多各自迥异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她说。“当我了解到有一门叫做经济学的学科，其研究的就是我感兴趣的这些事情时，很明显我想学习这个专业。”
剑桥毕业后，她回到法国，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管理学院和巴黎经济学院攻读经济学和金融学硕士学位。当她开始考虑攻读博士学位时，她专注于税收问题，以帮助解决她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不平等现象。
“我意识到，税收是政府拥有的一个极其强大的工具，可以应用于许多不同的领域，”斯坦切娃说。“依赖于税收的东西实际上太多了。它极其强大，因为它可以产生众多连锁反应——这可能带来很好的结果，但如果你搞错了，结果也可能十分糟糕。”
她研究的一个重点是税收对各种活动的影响，特别是长期影响。她在2017年完成了一份题为“生命周期中的最优税收和人力资本政策”的研究，其空前详细地分析了税收和人力资本政策（如高等教育投资）如何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相互作用，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她的另一个兴趣是解决普遍存在的学生债务高企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制度，可以让人们利用多年时间（而非一次性）支付高等教育费用，并避免陷入债务和加剧不平等？斯坦切娃发现，基于收入状况的贷款可成为一个解决方案。
“这是一种对整个制度的统筹思考——即为教育提供资金，并对个人一生中的收入征税，其中，要在人力资本决策与税收抑制效应二者间取得平衡，”她说。
在该制度下，一个人会为了教育而申请政府贷款。随着教育使个人收入增加，他们也将缴纳更高比例收入的税收，而这些税收资金会进入政府的共同教育资金池。相反，当人们运气不佳、收入下降时，他们缴纳的税款就会减少。
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约9个国家都推出了某种形式的基于收入状况的贷款，它们在借款人处境艰难时能为其提供保护，但在其处境较好时却无法征缴更多税款。斯坦切娃发现，要让共同资金池保持资金充足并真正达到最佳状态，它必须在以上两个方向上都能运转。
“当我研究这些税收问题时，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我们经常忽视人们对税收和其他政策的看法——但这真的很重要。”斯坦切娃说。“从根本上说，我们忽视了他们认为什么是正确的社会目标，什么是他们眼中的公平。”
这促使斯坦切娃于2018年在哈佛大学创建了社会经济学实验室，她和一个由大约20名研究员（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组成的团队，通过严格的大规模调查和实验来发现这些隐形的数据。在一些情况下，其结果对标准理论提出了批判。
例如，中间选民理论预测，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应导致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再分配的需求增加，因为政策制定者会去迎合中间选民。然而，实验室收集的数据表明，不平等本身并不能真正促使人们支持再分配。相反，决定他们是否支持大多数政策的是他们的看法。
2018年，斯坦切娃与其哈佛同事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阿曼多·米阿诺（Armando Miano）开始着手研究人们对移民的看法是否及如何影响了民众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他们关注了两个关键因素：人们认为谁从再分配中受益——在该研究中，即移民是否获益——以及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是公平的。
他们对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英国和美国6个国家的22,000人进行了调查，发现现实与人们的看法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所有国家，受访者都大大高估了移民人数。与实际情况相比，他们眼中移民的经济处境更差、失业更多、受教育程度更低。这又使参与调查者认为移民缴纳的税款比实际要少得多，而获得的政府转移支付的比例则比实际大得多。
“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从事低收入工作、在存在大量移民部门工作的群体中，这种误解最为严重，”她说。“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政治右翼群体存在的这种误解也最严重。”
他们发现，单单是让受访者在回答有关再分配政策的问题前回答有关移民的问题，就会降低他们支持再分配政策的可能性。“两大因素能够预测人们会降低对再分配支持：一是认为移民‘搭便车’不努力工作，二是认为移民在经济上处于弱势，”斯坦切娃说。
斯坦切娃通过在其他领域的研究发现：若为人们提供有关政策如何运作的事实和说明，通常可以有效帮助人们理解政策，有时甚至会让人们更多支持它。但她发现，向人们提供有关移民的事实信息（如其数量或来源），并不会改变人们对再分配的看法。但描述移民问题的方式却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消除人们对移民误解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是向他们讲述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移民的故事，以反驳搭便车的说法，”她说。
传统上，经济学家会使用有关经济效率的论点来博取各方对再分配政策的支持；但斯坦切娃发现，人们真正关心的是谁是赢家、谁是输家。
“每个人都关心公平问题，但公平对不同的人含义不同，”她说。例如她说，对于收入不平等容忍度较低的左翼人士而言，他们可能认为高收入者通过提高税收来分享收入是公平的，而右翼人士则更可能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斯坦切娃的研究表明，与关于效率的论点相比，这种关于公平的概念更可能塑造人们的观点。在移民和再分配问题上，那些认为移民不劳而获搭便车的人，也很可能认为移民会不公平地从再分配中受益。
斯坦切娃报告称其在当前的一个项目中看到了类似的结果——该项目是一项针对20个国家民众对气候变化态度的研究。该项目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的观点取决于他们认为谁将承担气候变化的负担。
“当人们认为高收入群体没有相应承担其负担时，民众会认为通过环境税或其他方式由中、低收入群体不成比例地承担这一负担是不公平的，”斯坦切娃说。
在新冠疫情暴发时，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曾邀请斯坦切娃（她是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成员）加入一个国际委员会，评估疫情外的长期挑战并提出建议。她和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的任务是研究不平等问题。
他们的很多建议都反映了斯坦切娃在法国调查中显示民众的看法。例如，他们知道许多法国人将工作岗位的缺乏归咎于全球化和外包，因此他们敦促政策制定者关注贸易政策如何影响本地的劳动力市场。
他们在国际传媒组织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表示：“根据我们的提议，在经过一个适当讨论和各界广泛参与的国内程序之后，有可能对那些在海外侵犯劳工权利、在国内威胁就业或工作环境的条件下生产的进口商品实施限制。”
尽管斯坦切娃将大量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且经常在一天内在多个会场发表演讲，但她仍坚持将教学和辅导研究生和本科生放在首位。“我喜欢教学生，喜欢看到他们掌握新的概念、享受顿悟的时刻并通过新视角来观察世界，”她说。她的同事也表示十分钦佩她与学生的互动和关心。在过去几年里，斯坦切娃扮演了一个预料之外的角色。2020年5月，她在哈佛的同事、导师和社会经济学实验室的合作者艾莱斯那突然离世，享年63岁。这位出生于意大利的教授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被广泛认为是现代政治经济学（即研究经济、政治制度如何联系）的先驱之一。“斯蒂芬妮很自然地开始行使艾尔波托过去为我们许多人扮演的角色，”哈佛大学学生兼实验室研究员皮耶尔弗兰切斯科·梅（Pierfrancesco Mei）说。“她做过的最特别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艾尔波托的遗志永远延续下去。”
斯坦切娃目前正在研究美国的一般财产税如何影响了十九世纪的经济发展，以及法国的财富税对逃税和财富的影响。她表示，在她有关民众关于气候政策看法的项目之外，她还将继续拓展她对人们如何形成对关键经济政策看法的研究。
斯坦切娃常被要求向政策制定者们介绍她的成果。她表示，政策制定者们十分好奇，且正慢慢意识到调查方法在了解人们想法方面的力量。她刚刚为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关于法国人对气候政策态度的说明文件。
“黄背心危机（即2018年因经济动荡而开始的一场抗议活动）给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的政策制定者造成了创伤，因此他们对斯坦切娃的研究——这些研究以对这些政策可接受程度的十分丰富的调查为基础——开展了热切讨论，”巴黎政治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兼法国经济分析委员会主席菲利普·马丁（Philippe Martin）说。
斯坦切娃表示，她最终希望她的研究能够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有更多机会就改善人们生活的社会政策达成共识。她说，更重要的是，她希望经济学家通过了解人们如何处理信息，为人们提供更好决策所需的工具。“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哪些解释有助于让人们更好理解那些切实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核心政策，”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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