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通胀预期

调查显示，家庭通胀预期没有我们想象的稳定

物价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预期。这就是为什么货币当局会密切关注通胀预期，因为它们能够影响人们的当前行为。

然而，对于人们形成预期的过程，目前我们仍知之甚少。央行通常关注专业预测者和金融市场的预期，而没有关注家庭的预期，因为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家庭的通胀预期比较稳定，不会受到短期形势的影响。然而，2018年，我们对25,000名美国人进行了一项调查，当我们问到“美国的平均通胀率是多少”时，不足20%的受访者回答为“大约2%”。而大约40％的受访者认为通胀率高于10％（Coibion、Gorodnichenko和Weber，2022年）。

大多数家庭不仅没有稳定的通胀预期，而且往往高估未来的通胀走势。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消费者预期调查的数据，2011年至2018年间，平均来看，男性预计未来12个月的通胀率将上升至4%左右，而女性则预计其将达到6%（这一差异不受受访者金融素养水平的影响）。实际上，该时期的通胀率平均低于2%（D'Acunto、Malmendier和Weber，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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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通胀预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我们还分别采访了记录家庭日用品购买情况的男女性户主，以进一步验证这些结果。女性的通胀预期平均高于男性，但这种差异仅适用于“传统家庭”，即由女性负责购买所有日用品的家庭。在男性户主偶尔购物的家庭中，这种差异并不存在。

为理解消费者掌握的物价变化信息如何影响通胀预期，我们进行了另一项调查，直接询问受访者在评估通胀水平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有哪些（D'Acunto等人，2021年）。结果表明，对于家庭来说，购买日用品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见图）。

购买日用品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见图）。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我们使用了参与NielsenIQ公司Homescan面板数据的50,000个家庭。通过了解家庭的购买清单、购物地点和付款信息，我们制定了一个专门针对家庭的物价指数，结果发现，受通胀影响最严重的家庭所预计的通胀率平均要比其他家庭高出0.7个百分点。

然而，并非所有商品的物价变化都产生了一样的影响。如果物价变化发生在消费者关注的或日常使用的类别（如牛奶和鸡蛋）中，会立即导致整体通胀预期上升，无论当时的通胀水平是高还是低。家庭也倾向于更加关注物价上涨而不是下跌。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在2021年夏季——当时，多数央行还在继续宣传通胀压力只是暂时性的——由于消费者最关心的商品类别出现了物价上涨，家庭调整了它们的通胀预期。更重要的是，结果表明，即使央行在短期内成功抑制了通胀，家庭的通胀预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落。

保持简单易懂

还有另一个影响家庭通胀预期的因素：信息的传递。越复杂的政策越难解释，因此它们也不太可能影响通胀预期。D'Acunto等人（2020年）比较了预先宣布的未来消费税上调和前瞻性指引（一种关于未来货币政策可能路径的声明）对通胀预期的影响。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策对通胀预期的影响应该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复杂程度和所需的经济学知识方面有很大差异。

数据证实了这一点。我们利用欧盟委员会在德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研究发现，只有在2005年11月时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宣布消费税将在2007年1月提高3个百分点后，德国人才调整了通胀预期和支出计划。相反，当2013年夏天，时任欧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宣布将维持当前利率水平或降息后（这是欧央行首次明确使用前瞻性指引作为政策工具），德国家庭的通胀预期或支出模式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鉴于这些结果，我们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旨在探索各国央行如何更有效地进行沟通。例如，在芬兰，我们向数千名个人受访者（D'Acunto等人，2020年）提出了有关收入变化预期和社会人口特征的问题。我们将样本分为三组：其中，一个对照组未收到任何额外的信息；另外两个实验组则分别收到关于欧央行在2020年春季采取政策行动的真实信息（使用的信息来自芬兰央行行长奥利•雷恩（Olli Rehn）的官方推特账号的推文），但两个实验组收到的信息内容有所不同。一个实验组收到的是“目标型”信息，即明确说明政策目标但未详细说明央行将采取哪些措施实现这些目标；另一个实验组收到的是“工具型”信息，即为实现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政策。之后，所有受访者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目标型信息可以有效提高个人的收入预期。

Coibion、Gorodnichenko和Weber（2022年）则研究了信息传递的媒介。我们发现，使用诸如“当前通胀水平”、“通胀目标”或“通胀预测”等简单术语，最能有效管理个人的通胀预期。但信息来源也很重要。报纸刊登的美联储相关报道虽然更简明易读，但对预期的影响不如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声明。这是因为美国家庭对不同新闻来源的信赖度有所差异。就经济信息而言，报纸的可信度相对较低，而社交媒体和推特则更受信赖。这些发现表明，央行不能仅仅依靠媒体向家庭传递货币政策公告。

信息发送者的身份也会影响货币政策沟通的有效性。D'Acunto、Fuster和Weber（2021年）发现，即使信息和预测相同，当信息来自玛丽•戴利（Mary Daly，一名女性美联储地区主席）或拉斐尔•博斯蒂克（Raphael Bostic，一名黑人男性美联储地区主席），而不是托马斯•巴尔金（Thomas Barkin，一名白人男性美联储地区主席）时，女性和黑人受访者也更有可能调整其通胀预期。强调女性或黑人男性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席位可以增加女性和黑人受访者对美联储的信任，并激发其对货币政策信息的渴望。

总结

综合来看，这些结果表明，个人通常没有较好锚定的通胀预期。人们关注与之相关的个体商品的价格变化，且更多关注物价的上涨而不是下跌。

如果央行采用简单的信息沟通，就能够有效管理家庭的通胀预期。但传递信息的媒介和信息发送者的身份也很重要。对央行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信息触及一般大众，因为普通家庭通常不会关注官方发布的信息。创新、清晰明了的沟通方式可能是缩小这一差距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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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韦伯（MICHAEL WEBER）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金融学副教授。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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