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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时候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重新构想全球贸易框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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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 • 弗罗曼（Michael Froman）是即将上任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前美国贸易代表，也是万事达公司的副主席兼负责战略增长事务的总裁。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现在是时候为实现可持续的未来重新构想全球贸易框架了
迈克尔 • 弗罗曼（Michael Froman）是即将上任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是前美国贸易代表，也是万事达公司的副主席兼负责战略增长事务的总裁。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2013年，当我成为美国贸易代表时，我11岁的儿子要我解释我的这份新工作。就在前一年，他陪我去了趟印度。我们前往位于德里的一座优雅官邸，拜访了驻美大使。我儿子知道，由于我是一名贸易代表，所以人们也叫我“大使”，但我们却没有搬到一个新的国家，入住一栋新的房子。他对此十分好奇。“贸易代表到底是做什么的？”他问。
我建议他去看看衣柜里衣服上的标签。墨西哥制造。孟加拉国制造。柬埔寨制造。我解释说：“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各国通过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或贸易优惠计划。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贸易。”
在此后的十年中，全球贸易经历了一些重大波折。过去，贸易协定和全球化带来了充满活力的高效供应链，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也降低了全球消费者的价格，因而其曾一度备受称赞。但在那之后，贸易协定和全球化遭受了一波急剧反弹，人们担心贸易自由化和制造业离岸外包已经掏空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多国现在正在更多地推行本国主义政策。而这又导致人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角色感到忧虑。
全球化正受到各方的严格审视，但它也在不断发展。人们关于“全球化已死”的谣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或其至少为时过早。一些国家的确退出了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但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仍在大步向前。企业正对它们的供应链进行评估——它们不仅关注效率，也关注其安全性、稳健性和冗余度。一些国家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产业转移到了国内，但 近岸外包甚至友岸外包也不鲜见。全球贸易持续增长。
与此同时，全球贸易体系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各种关切，比如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相互融合，既可能加强国际合作，也可能造成新的裂痕。多边主义的局限性，以及就贸易问题达成全新政治共识的必要性，也是各方面临的真正问题。
去年年底，我在埃及参加了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这场对话十分紧迫。各国政府、环保主义者、科学家、企业高管都十分关注如何应对全球变暖。
会议本身的成果不多，但回头来看，最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很可能要属主要经济体去年采取的单边措施，特别是美国的《降低通胀法案》（IRA）和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
美国的《降低通胀法案》于去年8月得到通过，被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气候立法之一。其涵盖了未来十年与气候相关的4000亿美元支出计划。在其众多内容中，该法提供了7500美元的消费者税收抵免，用以鼓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此外，它还为美国制造商推出清洁技术和生产绿色能源提供了补贴。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将于10月生效，其将对未建立类似碳定价机制的国家的制造商进口品征收“费用”——欧盟有意避免将之称为“关税”或“税收” 。
《降低通胀法案》受到了美国的非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的批判。它们认为，这些补贴具有歧视性，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清洁能源投资外流。而这又致使欧盟提出了自己的一揽子清洁能源补贴计划。碳边境调整机也引起了各方担忧。鉴于衡量排放量和比较各国碳定价机制的工作十分复杂，欧盟的单方面判断可能会被用于保护主义的目的，包括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保护主义。
气候政策和贸易政策在过去曾经较为独立，自成体系。但现在它们正在走向融合，有时甚至会相互冲突。主要经济体是相互合作还是各走各路，这尚不确定。
世贸组织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短期内不会。自1995年成立以来，除了《贸易便利化协定》和《渔业补贴协定》这两个主要的多边协议，世贸组织在达成多边协议方面进展迟缓甚至无能为力，。
虽然贸易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多边协议是贸易自由化的最高、最佳形式，但我们近几十年来的集体经验表明，对于主要经济体希望从全球贸易体系中得到什么，以及世贸组织应发挥何种作用，各方并没有达成政治上的共识。的确，如果没有达成底层政治共识，就很难实现机构改革。
各方对全球贸易体系的要求不断变化，且这些要求往往相互矛盾——现在需要的，是主要经济体领导人就此开展实质性的对话。其应在多大程度上关注经济效益、各国产业议程以及经济发展？它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劳工和环境问题？在促进公平竞争、约束国有企业和权衡补贴方面，它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是否应该是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以及建立一套执行这些规则的机制？
这些都是实现有意义的世贸组织改革之前，各方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忽视民主、国内政治或公众舆论的现实，或是希望它们不会成为问题。民粹主义、本国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都是真实存在的。不应由它们来决定满足各方需求的“最小公倍数”经济政策，但它们确实需要得到解决。
与此同时，在各方对全球贸易体系缺乏共识的情况下，世界仍在继续围绕这一体系运行，技术在不断进步，经济也在不断发展。现在，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起来，制定相关标准，为更广泛的方法奠定基础。
以数字经济为例。与关税相比，数字化服务、数据、隐私、网络安全等（仅举几例）作用的问题，对许多经济体的影响可能要更大。
先前有关方面达成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中的相关规定，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一些最重要问题设定了一种较高的标准。同时，公共和私人部门现在也有机会开展合作，但也存在任一一方采取单边行动、导致更大贸易摩擦的风险。
在各方难以就多边协议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开放的诸边主义（即在愿意超越最低共同标准、并愿意遵循新标准的国家之间开展谈判并达成协议）很可能是推进解决重大贸易问题的最有希望的方式。最近的一系列贸易协议，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到《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定》，都是如何向前推进的重要例子。
自十年前我儿子的衣橱之旅以来，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可能已经变得更加复杂；但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事关重大，我们绝不能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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