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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 • S • 布林德（Alan S. Blinder）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联储副主席。本文借鉴了作者此前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艾伦 • S • 布林德（Alan S. Blinder）是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美联储副主席。本文借鉴了作者此前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合理的经济逻辑与出色的政治策略之间冲突由来已久，这让涉足政治领域的经济学家感到挫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冲突常常会阻碍更优政策的出台。两者的分歧十分严重，无法完全弥合。但只要付出足够努力并怀揣些许善意，我们或许能够缩小它。
让我先来破除一个迷思。或许是因为经济学家经常被搬出来为某些政策背书或对其提出反对意见，或许是因为白宫内部就设有经济顾问委员会，又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实力雄厚的中央银行以经济思维为主导，许多人认为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七年前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提出，经济政策的制定往往遵循“路灯柱理论”：政治人物利用经济学，就如同醉汉倚靠路灯柱——只是为了寻求支撑而非照亮前路。经济学家与政客（我所说的“政客”，不仅指政治人物，还包括围绕在他们身边的顾问和舆论操盘手）来自不同的“文明世界”。他们所说的语言不同，对成功的定义不同，时间视野差异巨大，甚至运用的逻辑也大相径庭。
政治逻辑
我曾一度认为“政治逻辑”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许多经济学家至今也仍持此看法。但我逐渐认识到，政治确实有其逻辑所在，我将用一个极其简单的算术例子来说明。
假设有一项减税政策，它能让10个人每人获得100万美元的收益，但同时会让2,000万人每人损失1美元。从经济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一项糟糕的政策。要推行这样的政策，必须有令人信服的非经济理由。
但从政治逻辑的角度来看却截然不同。一人损失了1美元的2,000万人几乎不会察觉到这点变化。相比之下，那十位获得百万美元收益的人士则不仅会注意到这笔意外之财，还会对给予他们这一好处的政治人物心怀感激。对政治人物来说，由此获得的支持、竞选捐款等收益将远超任何政治上的损失。除非是极具原则性的政治人物，否则很难抵制这样的利弊权衡。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政策决策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此荒诞不经，不仅在税收政策上是如此，在贸易政策、监管、反垄断以及许多其他领域亦是如此。顺便提一句，即便政客更懂经济学，情况也不会改变。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往往指向相反的方向，而政客总是会选择后者。
给政客的一条建议
我们能否至少缩小经济学与政治学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能否让政客多考虑一下经济层面的价值？能否让经济学家更深入地理解政治世界？我认为——或者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到。对此，我并非盲目乐观。我深知，改变的主要责任在于经济学家。因此，我将为政客提出一条建议，为经济学家提出两条建议。
政治人物往往只顾下一次选举，但现实情况可能更糟。而从旁出谋划策的政治专家们往往只盯着下一次民意调查，甚至下一条推特动态。他们的时间视野充其量只延伸到当晚的新闻播报。
不过，让政治人物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也未必毫无希望。毕竟，政治人物擅长适应变化。如果能让他们相信，当前的政治习惯会适得其反，他们或许会改变行事方式——不是出于一时的理想主义冲动，而是因为他们想赢得选举。
一个有利的事实是，美国总统的任期长达四年，足够让大多数经济政策的主要效果显现出来。因此，假如在总统任期的头一两年内推行合理的经济政策，那么在下一次总统大选前，这些政策很可能已展现出显著成效。在这一时间窗口内，良好的经济政策同样也能成为出色的政治策略。
当然，随着总统任期的推进，这种时间上的“美好巧合”会逐渐消失。但此时，美国疯狂的选举日程安排却能派上用场。新总统上任后的第18个月，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国会中期选举。此后，中期选举的失利通常会导致总统所在党派难以在国会推动重大政策议案。政治人物的注意力会从政策制定转向下一届总统大选。综合来看，新总统任期内的政策制定阶段很少能持续12个月至18个月以上。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经济与政治的时间视野可以说相当契合。
给经济学家的两条建议
那么，希望参与政策制定的少数经济学家又该怎么办？我在此提出两条建议。这两条建议都颇具颠覆性，与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内容并不相同。
第一条建议依然涉及时间视野问题。政治人物的时间视野过短，不利于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家们的时间视野对于政治现实而言又往往过于长远。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均衡”或“稳态”效应。当家庭和企业适应税法变更或贸易协定调整后，最终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对于政策制定至关重要且切中要害，但在政治领域却几乎无关紧要，因为人们并非生活在均衡状态中。我们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某种转型过程。经济学家常将“转型成本”视为无关紧要的短暂细节而一笔带过，但他们不该如此。
贸易协定便是一个典型例子。除个别情况外，贸易理论往往是在两个充分就业的稳态均衡之间进行比较。200多年前，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曾告诉我们，与贸易保护下的均衡相比，自由贸易下的均衡对社会整体更加有利（尽管未必对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更有利）。他无疑是正确的，这也是为何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内心都支持自由贸易。
然而，向更优越的自由贸易均衡转型的过程可能漫长而痛苦，会伴随着失业、部分人群收入减少、社区凋敝等一系列问题。经济学家对此心知肚明，却未给予足够重视。相比之下，政治人物则生活在充满转型成本的现实世界中，他们未必能在任期内等到均衡状态带来的好处显现。
那么，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因此支持保护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停滞状态呢？恰恰相反。我举贸易这个例子是想阐述一个普遍观点：经济学家应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可能带来痛苦的转型成本以及如何减轻这些成本；同时，应更多地思考在备受推崇的稳态效应显现之前会发生怎样的情况。
我的第二条建议是，经济学家应更加重视公平问题，而非几乎只专注于效率。在政治领域，人们对公平的感受几乎总是凌驾于效率之上。政客深知这一点，这也是经济政策往往显得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写到这里，我可能会面临被吊销经济学家执照的风险。毕竟，我们尊崇效率，自有其充分理由：效率越高，就越能做大经济这块“蛋糕”，这是我们最接近“免费午餐”的一种情况了。因此，我并非建议摒弃效率这一指导原则，而是主张在尊崇效率的同时，更多地尊重政治可行性——这往往取决于人们对公平的感受。
以围绕税法的辩论为例，这在全球各国立法机构中都是经久不衰的话题。经济学家关于最优税制的精妙理论是以追求最高效率为核心构建的。然而，这一理论在立法辩论中却毫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关于公平的讨论却主导着辩论。于是，我们便陷入了如今这般混乱的税收局面。
修补边缘地带
因此，我对有志于现实政策制定而非理论政策制定的经济学家提出如下建议：不要忽视效率。效率确实重要。我们对效率的坚持是对的。但我们或许只能满足于在上不了政治头条的边缘地带修修补补，努力对复杂政策方案的细节部分进行微调，使之少几分低效——不妨称之为“第三优”或“第四优”理论。我们或许只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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