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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专家、自称“采矿迷”的格雷斯琳·巴斯卡兰（Gracelin Baskaran）向我们讲述，为何关键矿产竞争正使一些国家被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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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 • 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是《金融与发展》的编辑。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如果说铂金是矿产中的劳斯莱斯，那么南非本应一路无限风光地驰骋。年轻时的格雷斯琳·巴斯卡兰凭借富布赖特奖学金来到勒斯滕堡。这座南非矿业城市当时生产全球70%的铂金，以满足看似永无止境的需求（铂金是汽车催化转换器中的关键原材料）。但到了2010年代后期，随着全球开始向电动汽车转型，铂金需求急剧下滑。出生于密歇根州的巴斯卡兰表示，在南非铂金矿带的经历坚定了她对矿产品周期性繁荣与衰退现象的兴趣。“我读博士时研究的是铂金，而现在，我每天都在研究元素周期表上的各种矿产。”
巴斯卡兰现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关键矿产安全项目的创始主任。她是一名矿业经济学家，并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巴斯卡兰需要在全球各地奔波，为关键矿产合作制定战略，但她在接受《金融与发展》布鲁斯·爱德华兹（Bruce Edwards）采访时表示，自己同样将大量的闲暇时间花在研究矿产上——那些仍埋藏在地壳中的矿产。
《金融与发展》：为什么你会对采矿产生兴趣？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我非常喜欢去矿山，因为站在矿体开采现场能够学到很多东西。那里还有哪些矿产？开采面临哪些挑战？为什么有些项目能够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采矿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加利福尼亚有一个非常出色的稀土项目。他们建立了一套封闭式的循环水系统，而在真正去到那里之前，你不会理解在沙漠地区这有多么重要。我在世界各地的矿山都待过——铀矿、铜矿、钴矿、铂矿、稀土矿——这些经历都非常棒。
《金融与发展》：你确实是个采矿迷。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彻头彻尾的采矿迷。
《金融与发展》：这些矿产究竟有多重要？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矿产存在于所有东西里面。它们存在于你的手机、电脑、国防技术、半导体以及汽车中。因此，它们对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每一个方面都至关重要。过去，我们往往将这些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对吧？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没有把矿产视为重要政策优先事项。但大约三年前，中国开始对锗和镓实施出口限制，而半导体和芯片制造都需要这些材料。接着是石墨，它是电动汽车的重要原材料。然后又轮到了稀土。
当稀土出口限制开始实施后，福特不得不停止其芝加哥工厂的生产。日本不得不停止生产铃木汽车。欧洲汽车制造也受到了冲击。突然之间，我们意识到，问题并不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而是任何时候，只要供应链集中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就会形成重大经济风险，并影响全球各地的工厂生产线和普通家庭。
《金融与发展》：因此，各国开始争相确保这些矿产的供应。如果与19世纪后期的石油热潮相比，你会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关键矿产（在美国关键矿产清单上，共有60种矿产）与石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几乎无处不在。石油是一种单一大宗商品，而且通常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能够发展成今天这种影响力巨大的组织。而建立一个矿产卡特尔则困难得多。矿产资源的地质分布意味着，我们现在需要与一批此前几乎没有进行过商业合作的国家开展合作，尤其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因此，矿产争夺虽然与当年的石油热潮同样重要，但其复杂程度要高得多。它需要与范围广泛得多的国家进行合作。
《金融与发展》：你曾撰文讨论过美国“保险库计划”相关的产业政策。它关于什么？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产业政策曾经很长时间都是一个让人不舒服的词，对吧？它与自由市场理念相对立。我们中的很多人从骨子里都是自由市场主义者。但我们往往忘记，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运用产业政策。日本长期补贴本田，直到其实现盈利。芬兰长期补贴诺基亚，直到其具备商业可行性。因此，当我们审视中国之外的矿产及其供应链时，会发现这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一个新兴产业往往需要支持才能形成经济竞争力，这恰恰就是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地方。
支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补贴、建设加工设施的资助，或者股权投资。但理想情况下，这种支持只应持续到产业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参与竞争为止。我们逐渐认识到的一点是，采矿不是一个一夜之间就能形成的产业。例如在美国，从首次发现矿藏到矿山正式投产，平均需要29年时间。
“保险库计划”是美国的一个旗舰项目，其本质上是一项经济安全储备机制。从历史上看，我们在矿产领域的很多产业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战时的国防需求。自1939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为国防目的建立战略储备。但过去我们从未建立过一种面向民用技术的经济安全储备体系，以确保即使某个国家切断供应，或者发生霍尔木兹海峡扰动事件，汽车制造商、半导体企业以及能源设备制造商仍能持续生产关键产品。“保险库计划”表明，矿产安全不仅在国家安全层面极为重要，在经济安全层面也是如此。
《金融与发展》：世界采矿已经持续很长时间了，但对于稀土矿物的开采，我们究竟了解多少？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开采稀土并不是困难所在。真正困难的是加工环节。稀土实际上并不稀有。这个名称多少有些误导性。真正的难点在于找到具有足够高矿物浓度的矿藏，然后再经过50多个步骤进行分离和提纯，达到所要求的纯度水平。而这种技术能力集中在中国。因此，当中国开始实施稀土出口限制时，其在全球重稀土加工中的比例已达到99.5%。而且正如我之前所说，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迅速建立起来的产业。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加工能力仍将继续集中在单一国家手中。
《金融与发展》：非洲拥有巨大的矿产财富，但非洲国家整体上并未从中获得太多收益。这一次，非洲受益的可能性有多大？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过去几年的矿产争夺浪潮中，世界对非洲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态度。历史上，非洲一直是援助的接受方。但突然之间，世界开始通过商业外交的视角看待非洲，而这可能成为改变局面的关键。
所有人都想获得非洲的资源。而一旦出现竞争，各国就可以自行决定何种资源合作方案能够带来最大价值。这创造了真正的机会。近年来，加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已经开始对矿产出口实施限制，以获取更多的国内附加值。它们表示：“如果不在本地进行加工，那么矿产就不能离开这个国家。”
但与此同时，这种机会能否真正转化为收益，还取决于稳定的投资环境，包括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连续性，以及将资源收入重新投资于实体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可持续资源管理的承诺。这才是建立一个各方可分享收益的可投资市场的方式。但要达到这种程度的稳定性，我们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金融与发展》：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够妥善协商妥协，充分释放关键矿产的开采潜力，它是否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格雷斯琳·巴斯卡兰：推动矿产需求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清洁能源技术。一台内燃机引擎平均使用32千克关键矿产。而一台电动汽车平均使用210千克关键矿产——是前者的六倍。清洁能源确实为获取低成本能源带来了重大机会，但同时也要求采矿和加工能力在现有水平基础上实现大幅扩张。
为控制篇幅和行文明晰，我们对采访内容进行了编辑。完整音频请访问www.imf.org/podca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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