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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会缩短每周工作时长，而社会政策决定工作如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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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随着世界变得更加富裕、技术不断进步，人们理应工作得更少。从一个世纪前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曾预言如今每周工作15小时——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支持者，许多思想家都得出了这一结论。
但根据我们利用新建立的全球数据库开展的研究，这一结论完全错误。我们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处于主要劳动年龄阶段人群的工作时间会减少。真正影响工作时长的是社会在年轻人的教育、老年人的养老金制度，以及针对其他群体的监管政策和收入支持方面作出的选择。
这些发现对经济学理解世界如何运行，以及世界究竟工作多少，具有深远意义。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工作多长时间属于个人决策。但实际上，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工作的组织方式反映了文化和社会选择的复杂互动，而这些选择通过公共政策得以体现，包括劳动法、税收、教育以及退休福利制度。
全球图景
工作时间是决定经济产出、社会福祉和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我们的一个新的全球数据库覆盖了几乎全部世界人口，从而能够更清晰地观察不同年龄、性别、收入水平、行业以及制度环境下工作时间的差异。该数据库还包含许多国家跨越数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覆盖各个发展阶段，从而有助于全面理解全球工作时间变化趋势。
我们的主要数据来源是由各国统计机构实施、并由国际劳工组织（ILO）和世界银行汇总的家庭调查。这些调查详细记录了工作时长信息，同时还包含年龄、性别、就业行业和收入等数据。
我们还利用来自多个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其他调查数据对数据库进行了补充。最终形成的公开数据库几乎涵盖了全球历次劳动力调查。该数据库覆盖160个国家，占世界人口的97%。在86个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中，我们的时间序列数据跨度均超过20年。
在构建数据库时，我们遵循国际标准定义，以所有贡献经济产出的岗位的每周工作时间作为衡量标准。因此，我们纳入了无偿农业劳动，因为它会生产商品并计入标准经济产出统计；但我们没有包括无偿的家务劳动，例如打扫卫生、做饭，以及照顾儿童或老年家庭成员等。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范围内，15岁及以上成年人中有59%处于就业状态。有工作的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43小时。这意味着，从全球范围来看，包括未就业人口在内，每位成年人平均每周工作约25小时。
但这一全球平均值掩盖了年龄和性别之间的巨大差异（见图1）。工作时间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工作时间在青少年阶段最低，在成年初期迅速上升，在主要劳动年龄阶段达到峰值，并在60岁以后明显下降。性别差异依然十分显著。男性贡献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总工作时间，而女性仅占约三分之一。
这些差异主要来自就业率差异，而不是已经就业人群之间工作时长的差异。核心差异主要不在于人们工作多久，而在于谁真正参与劳动市场。
经济发展与工作时间
人们通常认为，富裕国家居民的工作时间更短。现实情况则更为复杂。以成年人工作时间衡量，其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一种温和的钟形关系。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工作时间都较低，而中等收入经济体则最高。然而，人均收入只能解释全球工作时间差异中的很小一部分（见图2）。
工作时间最低的国家包括法国、南非和阿富汗等差异巨大的经济体；而工作时间最高的国家则包括马达加斯加、越南和中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水平无法解释收入水平相近的社会为何工作时间会出现巨大差异。
工作时间与经济发展之间呈钟形关系，主要是由劳动者个体的工作时间而非就业率所驱动。在印度、巴基斯坦等中等收入国家，就业者每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
经济结构转型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制造业和服务业快速扩张伴随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以及较长工作时间。而在高收入国家，更严格的监管、更高程度的正式就业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会逐步缩短每周工作时间，即便就业率依然较高。
不过，这种规律也存在重要例外，例如美国和新加坡等富裕国家的人们依然工作较长时间。经济发展能够提高能力和生产率，但并不会自动决定人们工作多少。
年轻人与老年人
随着国家发展水平提高，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工作时间会显著下降。这看上去似乎反映了财富增长以及人们对休闲偏好的增强。但在现实中，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变革。对于年轻人而言，随着入学率提高，工作时间随之下降。随着各国增加教育投入，青少年逐渐从工作转向接受教育。对于年龄较大的群体而言，工作时间减少则伴随着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发展，因为养老金制度使人们能够在收入不大幅下降的情况下退休。
一旦将教育和养老金覆盖情况纳入考虑，国家收入水平本身便不再能够预测这些年龄群体的工作时间。富裕国家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工作更少，并非因为收入更高，而是因为政府决定在教育和养老金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性别结构的变化
在主要劳动年龄群体（20至59岁）中，总工作时间在不同发展阶段以及长期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显著的稳定性。例如，在美国，1900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包括未就业人口在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约为30小时，与今天几乎完全相同。一个明显例外是大萧条时期工作时间大幅下降。数据表明，在西欧、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亚洲许多地区，也存在类似稳定现象。
然而，在这种稳定表象之下，男女两性之间的工作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经济发展，男性工作时间减少，而女性在有薪工作中的工作时间增加。在世界许多地区，这两种力量恰好相互抵消。
对于男性而言，这一变化反映为岗位工作时间下降。对于女性而言，则反映为随着工作障碍的减少，其就业率不断提高。因此，经济发展并不会减少主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体劳动供给。相反，它会在不同性别之间重新分配工作，从而在长期内减少工作时间方面的性别不平等。
税收与监管
我们确实观察到，在许多国家进入较高发展阶段后，工作时间会有所下降。这一现象通常与福利国家的发展有关。福利制度会削弱劳动供给激励，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工作时间普遍高于欧洲。
我们发现，跨国比较中，更高的劳动税负与更少的工作时间存在相关关系。税负较低的国家，如印度，往往工作时间较长；而法国等高税收国家的人们工作时间则明显较短。乍看之下，这似乎印证了税收会抑制劳动供给的观点。
但进一步分析表明，现实情况更为复杂。一旦将劳动监管和正规就业扩张等因素纳入考虑，税收对工作时间的直接影响便会消失。高税收的体系往往伴随着更严格的工作时间监管，以及更广泛的正式劳动合同覆盖范围。这些因素似乎在解释发展水平最高国家工作时间下降方面发挥了最重要作用。
因此，工作时间缩短反映的是关于如何组织工作的政策选择，而不仅仅是个人对激励因素的反应。工作时间上限规定、加班制度、带薪休假以及退休制度，对一国工作模式的塑造作用远远超过税收本身。
这些发现表明，嵌入公共政策中的文化和社会选择，对工作时长的影响远远大于单纯经济发展本身。工作与休闲之间的平衡并不仅仅关乎个人偏好。它本质上是一种嵌入制度、劳动法规和社会预期之中的集体协商过程。
阿莫里 • 格辛（Amory Gethin）是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小组的经济学家。
伊曼纽尔 • 赛斯（Emmanuel Saez）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并担任财富与收入不平等斯通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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