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凯恩斯

凯恩斯的道德哲学以及对不确定性的重视，能够为当今经济学、金融学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市场提供指导

人工智能偏爱给出清晰、自信却往往错误的判断。这不仅仅是一个暂时性的技术缺陷，它反映出一个更深层问题：包括人工智能的人类设计者在内，我们所有人在应对不确定性时都面临困难。

相比之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认识到，未来在本质上是不可知的，而且它“模糊的正确，好过精确的错误”。这一洞见在20世纪重塑了经济学，而在当今这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这只是他诸多思想中更具现实意义的一项。

要理解凯恩斯在今天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回到其最初的思想天赋，理解他的观察与哲学如何塑造了其灵活的经济模型，然后再将其洞见应用于2026年的问题。

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两项哲学信念之上：在伦理学方面，他区分“作为手段的善”与“作为目的的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存在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我稍后会回到前者。关于后者，正是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使凯恩斯赋予货币在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他指出，货币远非一种被动的交换工具，而是一种心理避风港。当人们纷纷逃向安全的现金时，它能够推动整个经济体走向崩溃——这种现象在本世纪已经多次出现，而我们可能正又一次走向类似的局面。

在凯恩斯看来，人们对现金的这种偏好是一种道德缺陷——这与其所说的“对货币的热爱”密不可分，这是一种侵蚀经济活力的精神疾病。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货币这种“吸血鬼般”的特性如何导致放贷者与制造者之间的权力斗争——凯恩斯认为，这种冲突塑造了人类历史的很大部分。

在目睹大萧条时期大规模失业如何催生出“机关枪和集中营”之后，他写道：“通过对问题进行正确的分析，我们或许能够在保留效率和自由的同时治愈这种疾病。”理解凯恩斯亲自推动建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体系的成败之处，对于今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与他去世以来任何时期相比，这一体系如今可能处于更加迅速的变化之中。

对凯恩斯的思想进行“正确的分析”能够为我们提供线索，以便在不诉诸全球关税等简单粗暴工具的情况下解决当前贸易与外部失衡以及金融扰动问题。他的洞见也有助于回应人工智能所引发的伦理问题。更广泛而言，他为管理一个日益令人感到失控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理性的不理性

要理解凯恩斯为何坚持正视不确定性，首先需要理解他独特的概率理论。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未来是可预见的。而凯恩斯并不这样认为。他将概率定义为：由证据支持的、对某一结论所持有的信念程度。正如他所写：“人们总是能够构造出一个公式，使其在有限范围内较好地符合过去的事实。但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事实上，当未来不存在可靠的依据以供计算时，囤积现金这种“非理性”行为反而是理性的。凯恩斯关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具有自身作用”的惊人洞见——即货币并不仅仅像此前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促进物物交换的润滑剂——是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逐步形成的。

这一思考始于他对金本位制度的批判。他认为，问题在于黄金的稀缺性会造成通缩倾向，而不断扩张的经济需要越来越多具有“润滑”作用的货币。当黄金供给不足时，整个经济就会陷入崩溃，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长期萧条”时期便是如此。

凯恩斯最初提出用于将经济从黄金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工具，是货币数量理论。它有望以科学的方式管理具有弹性的货币供给，根据“贸易需要”进行调节，从而恢复货币的“中性”。但凯恩斯很快意识到，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速度不够快。

在《货币论》（1930年）一书中，他提出了下一项创新，即考察货币以不同速度流通所产生的影响。他将货币流动划分为两种循环：一种对应如今所谓的“实体”经济，另一种则属于“金融”循环。这解释了为什么在短期内资产价格和失业率可能同时上升。但这一理论仍无法解释囤积货币的行为。

随后，大萧条催生了流动性偏好理论——这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最终阶段。正如他1932年所说：“放贷者的信心在遭受损失后可能已遭到破坏，因此他仍会要求新投资项目支付借款利率，而这一收益水平是借款者无法预期实现的。”

流动性溢价

投资崩溃同时也是逃往高流动性资产的过程。这种逃离会赋予货币额外价值，即所谓“流动性溢价”，从而导致利率上升而非下降——这与传统理论所主张的情况完全相反。如今，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流动性偏好在发挥作用。它能够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初期出现的“现金抢购潮”、被称为“闪电崩盘”的股价剧烈波动，以及近年来其他市场冻结现象。

整个逻辑都建立在对未来事件不可消除的不确定性之上。“关于‘不确定’的知识，我需要说明，我并非仅仅是区分哪些事情是确定已知的、哪些事情只是具有概率性。轮盘赌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不确定性……我所使用的含义，是指欧洲战争爆发的前景、二十年后的铜价和利率水平，或者某项新发明被淘汰的可能性等。这些事情不存在任何科学依据，能够据此形成可计算的概率。”

在这种信息匮乏、“我们并不知道”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依赖于关于未来价格的惯常判断。而当这些惯常判断崩溃时——由于其本身建立在极其脆弱的基础上，因此这种崩溃终究会周期性发生——人们便会逃避其承诺。此时，货币开始主导整个经济运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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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德缺陷

如果凯恩斯没有认为货币本身包含某种内在的不道德属性，他还会赋予货币如此核心的地位吗？恐怕不会。凯恩斯关于货币的观点始终存在一种强烈的道德和心理学底色。在他的视角中，对货币的热爱远非一种面对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而更多源于贪婪、权力欲以及对黄金的迷恋。

在凯恩斯的货币叙事中，对货币的热爱具有双重面向。尽管它能够为静态的前工业经济注入活力，但过度的货币崇拜却会抽干现代经济的生命力。对凯恩斯而言，货币这种“吸血鬼般”的特性体现在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King Midas of Phrygia）的传说中：他对黄金的贪婪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至少在某些版本中）其最终被活活饿死。这并不是理性的流动性偏好，而是一种心理病态。

凯恩斯承认，在过去，“各种风险和危险”或许确实在促使人们囤积货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令他困惑的是，在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得更加安全的情况下，这种倾向为何依然持续存在。凯恩斯并未将储蓄视为一种美德，而是将其看作对企业精神的抑制。正如他所说：“建设城市、治理沼泽的并非节俭，而是企业精神。”

凯恩斯认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构成了经济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他经济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削弱债权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力。这些改革方案反映出他的看法：对货币的热爱是一种灵魂疾病，但同时又是一种“幸运的过失”——因为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最终将使人类摆脱繁重劳动。为了加速实现这种自由，政府项目应利用人们“对财富过度追逐的欲望”来推动生产性投资。

今天的凯恩斯

在这位杰出思想家的遗产中，哪些方面最值得我们今天关注？我想提出三点。

第一，重新回归“经济增长的目的”这一问题。我们究竟还需要多少增长，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增长，才能保障美好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哪一种经济体系最能够创造出这些必要条件？

经济活动最初的目的具有功利性质：谋生。但凯恩斯认为，除此之外，经济活动本身只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不应超出这一目标所必需的范围。这种哲学能够帮助我们围绕人工智能时代人类未来所面临的深层伦理问题展开讨论。

它也能帮助我们更有力地应对这样一种现象：难以想象的财富囤积与广泛停滞和就业不足同时存在——而这些现实再次强化了凯恩斯关于公共投资必要性的主张。仅凭“持续而警觉的观察”，就足以将诸如有效市场假说之类当前流行的荒谬观念送进历史垃圾堆。

第二，重新推动货币回归流通——释放被囤积起来的财富。值得回顾的是，凯恩斯最初对金本位制度的批判同时针对两个方面：黄金本身的稀缺性，以及美国等顺差国家——即凯恩斯时代的“迈达斯国王”——囤积黄金的倾向。他后来提出的一系列全球货币改革方案，包括国际清算联盟，其目的就在于促使美国释放黄金储备，并恢复贸易平衡。

美国拒绝了这一方案，转而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于1944年建立，规定只有美元能够兑换黄金。此后，美国开始遭遇“迈达斯国王的问题”：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相对于其主要竞争货币——最近尤其是相对于中国货币——逐渐被高估。

因此，要恢复美国制造业和出口能力，美元贬值成为必要条件。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实施的关税政策，可以被视为试图实现所需汇率重新调整的一种粗糙手段，但代价是对贸易和金融造成巨大扰动。

凯恩斯则会寻求一条对贸易平衡影响更小的路径。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以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储备职能——这种货币被他称为“班科”（bancor）。通过逐步增加IMF成员国特别提款权规模，也能够实现同样效果。

中国前央行行长周小川曾于2009年重新提出凯恩斯的班科构想，将其视为满足国际贸易持续扩张所需流动性的方式。但这场货币改革运动遭到了美国压制。

面对未来

第三，勇敢面对危险的时代。凯恩斯遗产中的这一部分要求我们以无所畏惧的态度面对当前风险，大胆寻找解决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同时保留“效率与自由”。

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与一个世纪前极为相似：世界不断分裂为相互敌对的阵营，是否预示着文明会重新退回野蛮状态？民主能够驯服金融寡头势力？它能否应对种族和文化冲突，并以投资方式抵消国家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以及全球变暖问题？抑或民主的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国际暴力，是不可避免的？

1939年，凯恩斯将战争视为检验其理论的伟大实验。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真正实现充分就业的并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无论通过军事支出来消除过剩产能的做法多么具有诱惑力，凯恩斯的思想本身并不依附于利用它们的具体目的。

对美好未来可能性的信念崩塌，加剧了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困境——经济上的、地缘政治上的以及精神层面的。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与凯恩斯1936年提出的问题同样尖锐：我们是否需要一场灾难性危机，才能将政治家从其思想惯性中惊醒；抑或通过对问题进行更好的分析，就能够在和平与自由条件下使我们病态的文明恢复健康？

编者按：作者于4月15日去世，享年86岁；当时，本文的编辑工作尚未完成。本文的最终改动由其助手阿提拉·梅斯特哈齐（Attila Mesterházy）确认，他曾与作者共同参与其待出版新书《我们时代的凯恩斯》的撰写工作，本文内容即摘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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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 • 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最重要的传记作者，同时也是英国上议院终身贵族议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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