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生活更美好、经济更繁荣，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帮助女性兼顾家庭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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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一个世纪以来，除了个别例外，高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一直都在下降，许多地区生育率已跌至极低水平。20多年来，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的生育率均远低于1.5，未能达到维持人口数量稳定所需的水平——即平均每名妇女生育略多于两个孩子。这意味着每一代人口的规模都不到上一代的四分之三。超低的生育率导致老年人口急速膨胀，对政府、经济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因此，在个人生育决策方面，大量经济研究自然将重点放在了与这种人口转变有关的普遍趋势上——生育率与收入之间、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对此，经济学家提出了两种主要解释。
第一种是数量-质量权衡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生活越来越富裕，父母会增加在提升孩子“质量”方面（如教育）的投资。此类投资成本巨大，因此随着收入增加，父母会选择少生孩子。从历史上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生育率和人均GDP之间都呈强负相关关系。
第二种解释承认养育孩子极其耗费时间。随着工资水平提高，父母会觉得将原本可用于工作的时间花在照顾孩子上，所付出的代价更加高昂，对母亲来说尤是如此。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生育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升高。其实从历史上看，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之间一直呈现强负相关关系。
数据表明，上述关系已不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低收入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收入与生育率之间仍维持着负相关关系，但在高收入国家这种规律已基本失效。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一项调查（Doepke等人，2022年）以及VoxEU的一篇专栏文章（2022年6月11日）中，我们对新出现的实证规律做了综述，并讨论了近几十年来生育结果背后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越高，其生育率便越低。1980年，葡萄牙和西班牙等相对贫穷国家的生育率远高于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但仅仅20年后，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就发生了重大变化（图1）。事实上，在2000年，美国作为样本中第二富有的国家具有最高的生育率。
高收入国家（如法国、德国和美国）家庭的生育模式也有变化。从历史上看，女性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率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工资增长推高抚养子女机会成本的规律相一致。不过，这一规律在近期的美国女性生育群体中表现较弱（图2）。1980年，受过16年以上教育的女性生育率最低，但到2019年情况已发生变化（另见Hazan和Zoabi，2015年）。
最近的实证规律表明，高收入国家当前的生育模式受到一些因素驱动，但其无法直接用数量-质量权衡理论或时间机会成本来解释。因此，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必须考虑其他可以用于解释高收入国家各自国内和国家之间生育模式的机制（早期论述，参见Rindfuss和Brewster，1996年；Ahn和Mira，2002年）。在这些广泛学术讨论种，一个共同的主题逐步浮现了出来：女性家庭和事业的兼容性。
一个重大经济转变已经发生：许多高收入国家的女性大部分时间都在参与劳动。曾经女性先进入劳动力市场、结婚生子后便退出职场的模式，现已是例外情况而非常态。如今，大多数女性都希望同时拥有充实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转变可解释为在长期的性别角色极度分化之后，男女两性整体的人生规划正趋于一致。
虽然高收入国家的女性职业规划都发生了转变，但家庭与事业的兼容性在不同国家仍存在很大差异。这背后存在四个因素：良好的家庭政策、配合的父亲、有利的社会规范和灵活的劳动力市场。
家庭事业兼容性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在于女性是否有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可供选择，而不是只能由其本人花时间照顾子女（这项职责在过去完全由母亲承担）。在一些国家（如美国），这些替代方案主要依赖私人市场，而在许多欧洲国家则由公共部门提供。提供便宜且容易获取的托儿服务能够解放妇女的时间，使其可以同时享受母亲的身份和自己的事业，并最终提高生育率。在瑞典和丹麦等国家，所有年龄段儿童均可享受公共托儿服务，目前其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高于缺乏托儿服务的国家。意料之中的是，这些国家在幼儿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在GDP中占比更高。其他影响家庭事业兼容性的因素还包括育儿假制度、税收政策和孩子在校时长等。
当然，父亲也可以照顾孩子。尽管从历史上看父亲很少花时间照顾孩子，但数据表明近几十年来父亲照顾孩子的时间有所增加。在考虑是否要孩子时，父母之间的育儿分工对生育率有着重要影响。德普克和金德曼（Doepke和Kindermann，2019年）指出，在父亲更多承担家务及育儿职责的国家，其生育率高于主要依赖女性承担相关职责的国家。日本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在日本，男性很少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因此其生育率始终处在极低水平。
影响现代生育意愿的第三个因素在于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的相关社会规范。生育率低可能由传统社会规范所导致。比如在德国，全职工作的女性仍会被贴上“乌鸦妈妈”（Rabenmutter，即“不负责任的妈妈”）的标签，这对既想照顾家庭又愿叱咤职场的母亲来说是一种隐性的惩罚。
最后，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也会影响家庭事业的兼容性。例如，在西班牙这个拥有两级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工作往往不是临时性便是终生性，女性常会为先找一份稳定工作而推迟生育。这样的劳动力市场自然会抑制生育。更普遍地说，失业率居高不下时，临时性工作更常见、永久性工作更稀缺；即使为了组建家庭而暂时休假，也会对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前景产生长期影响。因此，与较容易找到长期稳定工作的情况相比，上述情况下的生育率可能会更低。
对于担心生育率过低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新的生育经济学并不能提供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社会规范和整体劳动力市场状况等因素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缓慢变化，政策干预即使具有潜在成效，其可能也只会逐渐显现出来。但是，在不同的国家，生育率均与提升家庭事业兼容性的举措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这表明超低的生育率和相应的财政负担并非不可避免，而只是社会政策、制度和规范的一种体现。政策制定者应关注这一点，并从家庭事业的角度来解决问题。努力推动性别平等（尤其是改善育龄妇女职场前景）在短期内可能并非易事，但从中长期来看其经济社会效益非常可观。
马蒂亚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是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
安妮•汉努施（ANNE HANNUSCH）是曼海姆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费边•金德曼（FABIAN KINDERMANN）是雷根斯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米歇尔•缇尔特（MICHÈLE TERTILT）是曼海姆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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