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支出的增加并不是必然会提升美国的生产率，因为产业巨头关注的是维护自己的地盘
乌富克 • 阿奇吉特（Ufuk Akcigit）是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C. 哈博格”（Arnold C. Harberger）经济学教授，也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研究员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合作研究员。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增加研发投资是激发创新、提高生产率、促进就业创造和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可靠方式。然而，虽然美国在过去40年里大幅增加了研发支出，但却适得其反。创新、生产率增长和经济扩张都有所放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现实世界的数据显示，与简单地投入资金相比，鼓励创新需要注意更多的细微之处。大型企业主导了美国的众多经济领域，它们排挤了更具创新性的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在各个行业，最大的参与者优先考虑的是保护自身业务的战略性举措，而不是寻求真正的创新。结果是，经济错失了潜在的增长机会，正如最近的研究所示。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并调整美国在保障创新和促进经济增长上的做法了。政策制定者需要鼓励的不仅仅是研发，还有资源的更有效配置。通过观察过去几十年美国创新的变化，可以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双刃剑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研发投资总额达到了GDP的2.2%。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这一比例如今已上升至3.4%（见图1）。企业的私人研发支出不止翻了一番，从GDP的1.1%上升到了2.5%。
根据常规的经济学模型，这种研发支出的增加本应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但在现实中，经济增长却放缓了。从1960年到1985年，生产率的平均增速为1.3%。在之后的35年中，生产率的增速低于上述平均水平（除了21世纪头十年初的短暂上升），且年增长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要理解传统的分析为何如此失准，我们需要摆脱总量数据，转而使用关于企业、发明人和创新的高质量微观数据，来研究美国研发支出的结构和分布。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内森·戈尔德施拉格（Nathan Goldschlag）与我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以了解生产率悖论背后的因素。我们发现，美国创新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20年中，参与专利生产的人口比例几乎翻倍，而生产率的增速却下降了一半。
究其原因，问题可能出在研发支出的分配方式上。在先前的研究中，哈佛大学的威廉·克尔（William Kerr）和我发现，相较其规模而言，小企业更具创新性，这表明它们更有效地利用了研发资源。随着企业成长并主导市场，它们往往会将重点从创新转向保护其市场地位。
在更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萨洛梅·巴斯兰泽（Salome Baslandze）、弗朗西斯卡·洛蒂（Francesca Lotti）和我使用意大利的数据展示了大型企业倾向于减少创新，且会从事限制竞争的活动。这种活动之一是雇用地方政客。当企业的排名上升至该行业的前20名时，它们雇用的政客会增多，而它们的专利生产却减少了。这突出显示了我们所称的“领先悖论”，即，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会将资源用于维持其主导地位，而非促进创新。
大企业的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可能是美国生产率放缓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处于主导地位的企业将战略举措置于真正的创新之上，整体经济几乎肯定会错失潜在的增长机会。对于寻求有效鼓励真正的创新并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者来说，了解这种动态是至关重要的。
在过去20年中，创新资源明显被重新配置到了大型成熟企业，戈尔德施拉格和我在2022年证明了这一点。在本世纪初，大约48%的美国发明人为老牌大型企业（即存续时间超过20年、雇员超过1000人的企业）工作。到2015年，这一比例飙升到了58%，标志着国家创新人才的集中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乍一看，这种转变似乎没什么问题。毕竟大企业可能拥有支持广泛研发活动的资源。但研究显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与转移到年轻企业的发明人相比，转移到大型企业的发明人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扼杀创新的人才招聘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种特定的做法，即扼杀创新的人才招聘。这是指成熟大型企业会从年轻竞争对手那里挖走关键员工，且通常会提供更高的薪资。然而，这些大企业并不会利用这些新员工来推动创新，而是将他们安排在不能充分发挥其技能的职位上。结果是，不仅这些个体的创新能力下降了，整个经济的创新能力也受到了损害。
自2000年以来，与年轻企业相比，成熟企业提供的工资溢价显著上升。它们的薪酬差异扩大了20%，这促使许多创新者转而加入更大、更成熟的企业（见图2）。然而，这些发明人的创新能力与加入年轻企业的同行们相比则下降了6%。
这种做法可以解释为大企业的一种战略举措，旨在消除潜在的竞争威胁。通过挖走竞争对手的顶尖人才，这些企业不仅削弱了竞争对手，还阻止了这些个人在其他地方对可能的颠覆性创新作出贡献。这种策略可能会在短期惠及招聘企业，但它对经济整体的创新和增长构成了长期风险。
这表明，虽然美国的总体研发支出（相对于GDP）有所增加，但创新人才向老牌大型企业的转移并未带来预期的生产率提升。这些产业的老牌企业往往更加关注维持其市场主导地位，而不是扩展创新的边界。这种防御性的立场意味着，尽管有更多资源被投入研发活动，但这些资源的使用效率却不如其在更小、更灵活的企业内所能达到的水平。
结果是，美国经济并未从研发支出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中受益。这凸显出不仅要关注研发投资的规模，还要关注资金的配置方向与方式。为了真正利用创新的力量，政策和激励措施需要作出调整，以鼓励更有活力、敢冒风险的行为，尤其是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此类行为。这可能带来美国所需的生产率增长。
反常的激励
在美国，围绕产业政策角色的辩论已经升温，且再次强调了有力的产业战略的重要性。反思过去的经验，可以为此提供宝贵的见解。美联储的西娜·阿特斯（Sina Ates）与我研究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市场的竞争趋势。我们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市场的集中度明显上升，企业的活力则下降了。
这一时期适逢美国于1981年引入研发税收抵免政策，这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全面推行的《经济复苏税法案》的一部分。该措施旨在鼓励企业对研发活动进行投资。作为实施该法案的第一个州，明尼苏达州于1982年推出了与之类似的州一级研发税收抵免政策。此后，其他州纷纷效仿，以期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
哪些企业最有可能利用研发税收抵免？我们与戈尔德施拉格的研究显示，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可能从中受益。这一政策（或许是无意地）偏袒了大企业，鼓励它们在研发支出中占据主导地位。
当我们将这一观察与大企业扼杀创新的人才招聘结合起来时，一个模式就显现了出来。此类做法的增加，是否与政策有关？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我们的研究提供的直接证据表明，积极申请研发税收抵免的企业更可能采取此类做法。这些企业通常向发明人提供更高的薪酬，而这些发明人在加入后，创新能力便下降了。这表明，虽然创新补贴的目的是鼓励研发，但也可能在无意中为市场领军企业和较小、较年轻的竞争对手创造不同的激励，从而减少了整体的创新。
证据显示，虽然美国的研发投入增加了，但资源集中在大企业导致提高生产率的收益有所递减。这一结果对下列假设提出了质疑：简单扩大研发支出会自动促进经济增长。相反，它突显了需要在产业政策中采取更细致的做法——一种不仅激励研发，还能鼓励有效资源重新配置的方法。
为了打造更具活力和创新的经济，美国需要制定出不仅支持大型老牌企业，而且支持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政策——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通常具有更大的颠覆性创新能力。这些政策可能包括：针对小企业的定向税收抵免、对早期创新活动的资助，以及鼓励竞争和降低新企业进入壁垒的政策。
虽然美国在较长时间内显著增加了研发支出，但其好处并没有得到均匀的分配，这导致了生产率增长的放缓。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考虑传统产业政策的使用，这些政策可能导致了竞争的减少和生产率增长的放缓。重要的不仅是研发投资的总额，还有资金的配置方式。通过创建一个更加包容的创新生态系统，美国可以更好地利用其创新人才，促进经济增长并确保未来的繁荣。《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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