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评估可能未能反映重塑后的数据驱动型经济中的重大变化

对世界经济的评估可能会出现数万亿美元的偏差。现有的GDP、消费者价格、生产率等指标难以跟上当今数据驱动型经济中技术、商业模式和消费者行为的快速变化。衡量体系需要持续的创新，以避免衡量对象与我们所处的新的、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现实之间差距不断扩大。

如果没有关于经济真实状况的准确信息，经济政策制定者将两眼一抹黑，不确定应该何时踩下油门来遏制经济衰退，或何时踩下刹车来减缓通胀。如果没有关于经济结构的详细信息，他们将无从知晓如何最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以造福所有人。在一个以大量新数据为特征的数字世界中，这并不奇怪。这些数据可以帮助监测经济，并为中央银行、财政监督机构和广大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动提供指导。

现在是时候重新思考关键经济统计数据的重要基础设施了。这意味着我们的经济概念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开发衡量这些概念的数据和方法，并将它们纳入核心经济数据的编制。这也意味着利用新的信息来源。

尽管这听起来很有希望，但必须承认，在利用新数据来源和编制有意义且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方面存在着重大障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取得的许多进展所表明的，如果能克服这些障碍，就有望真正改善经济决策。

重塑后的经济

政策制定者依靠经济统计数据来了解经济状况。《联合国国民账户体系》是一个全球基准，各国统计机构根据它阐明的概念来编制核心经济账户。同样，通胀的衡量以IMF的消费者价格手册为指导。由此得出的经济统计数据被纳入官方政策，为政策评估和预算预测提供支持。这些统计数据也为利率政策以及福利支付和商业合同的调整提供指导。

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改变了我们生产和消费商品和服务的方式。从本质上讲，技术进步重塑了我们的经济，但我们在重塑经济统计方面进展缓慢，这给政策制定者留下了巨大的盲点。

要想了解这种脱节并不困难。生产者和消费者每天都在使用数据驱动的数字技术来创造新的、增强的产品和服务，例如拼车应用程序、社交媒体平台、人工智能增强软件和在线交易市场。按市值计算，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几乎全部是依赖数据的全球性科技公司。这种新经济活动的很大一部分未被计算在内，或未体现在经济指标中。

例如，数据驱动型数字经济的一个标志是它依赖于无形资产，如软件、营销数据库以及公司的“组织资本”（使其高效运营的结构、流程和文化）。在许多发达经济体，企业在无形资产上的投资至少与建筑物和厂房投资的规模相当，这些投资无疑高达数千亿美元，更可能是数万亿美元。

但官方的生产率和GDP衡量指标并不完全反映这些无形资产。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经济学家卡罗尔·科拉多（Carol Corrado）和她的研究同事估计，在发达经济体，整整一半的无形投资本质上是数据投资，今年才作为国民账户体系更新工作的一部分纳入经济账户中。将这些投资包括在内，将大大增加我们对生产率增长驱动因素的理解。

无形投资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生产的全球化，给衡量国民产出带来了一系列额外的困难。例如，跨国企业对无形资产的使用导致了利润转移，目的是尽量减少纳税义务，因为知识产权的所有权及其收入转移到了低税国家。其结果可能是，生产投入在一个国家统计，而相关收入在其他国家统计。

宏观经济总量

研究人员通过将跨国公司的产出按就业或销售额在各国之间重新分配，证明了这些问题对GDP、贸易差额和生产率等宏观经济总量的重要性。在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如爱尔兰和丹麦，统计机构越来越多地依靠更广泛的数据来了解经济健康状况，以其他对全球化影响不太敏感的国民账户总量和指标作为GDP的补充。

实际GDP和实际家庭消费的计算是估计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变化的基础。实际GDP增长旨在反映商品和服务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而不仅仅是货币价值的增加。但是，衡量产品质量的难度众所周知，特别是当快速创新导致新产品或改良产品取代旧产品时。

比如，我们来看一看信息和通信服务行业。它们高度依赖数据和数字技术，我们预计它们将经历强劲的、以创新为主导的增长。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里，所衡量的一些发达经济体上述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显著停滞，导致全球增长放缓。

英国国家统计局经济学家理查德·海斯（Richard Heys）在与工程师和学者合作基础上开展了相关研究，于2021年提出了一种新方法。这项研究表明，电信业的实际增长更加符合预期，原因是经质量调整的价格已大幅下降。利用这一结果，并运用在衡量方法上取得的其他进展，可以得出英国生产率增长在这十年期间估计放缓的幅度降低了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各国统计机构采取了各种方法，就数字产品质量的提高作出相应调整，这影响到各国对通胀和经济增速衡量结果之间的平衡关系以及这些统计数据在各国之间的可比性。

在数据驱动的数字世界中，准确衡量生产质量面临着特别的挑战。许多数字服务基本上可免费消费，因此根本不计入家庭消费。例如，消费者使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和开源软件的货币成本为零。然而，根据询问消费者愿意为这些数字服务支付多少费用的有关实验，这些服务的价值远不是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保罗·施雷耶（Paul Schreyer）开发了一种将这些服务概念化的方法。他将社交媒体的使用作为数字化休闲服务的一项投入信息，并将该价值纳入一个扩展的经济活动指标中。实验估计表明，家庭生产的数字休闲服务的名义价值很大。根据对英国开展的初步研究，这一价值达到名义GDP的8%。

家庭还可以使用免费的数字服务来开展一些活动，如安排旅行。这些活动以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进行的，计入GDP。另一项活动是家庭自愿制作软件和咨询材料。要准确评估这类活动的规模，需要有关于家庭时间使用情况的充分信息。

利用新数据

在数据丰富的经济中，我们需要重塑经济统计以反映新的现实。今年对《国民账户体系》作出的更新（2008年以来的首次更新）是一项值得欢迎的工作，其目的是更好地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变化，如数字化和全球化，同时考虑到环境可持续性和福祉。

但还存在着另一些挑战。当今的经济提供了大量机会，体现在通过人们与数字系统的互动收集的新数据。这些可能有助于使经济统计更加及时、准确和细致。然而，在资源有限、各种激励因素相互竞争的环境中，为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显著扩展能力，并且可能需要付出高额前期成本。

为了将新的数据来源用于公共利益，可能需要制定数据共享协议或修改立法、投资于数据处理技术，以及建立可信的机构。为了获得新形式的、有意义和可信的经济统计数据，需要投资开发新的经济和统计方法、概念验证和数据探索方法。

消费者价格指数（最受关注的通胀指标之一）已经采取了这种新的做法。传统上，政府机构利用从零售价格监测和消费者支出调查中获得的数据来编制这些指数。这样做的成本很高。随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回复调查，这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然而，随着零售商越来越多地使用条形码和扫描仪、在线数据越来越普及，情况正在改变。过去十年里，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统计机构已逐步将销售点数据纳入消费者价格指数。英国的统计机构也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通过收集这些数据，可以更及时、更准确地衡量通胀。此外，这些发展变化还可以使统计机构得以更好地了解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的经历。正如新南威尔士大学和英国经济统计卓越中心的凯文·福克斯（Kevin Fox）及其同事指出的，之所以能取得这些进展，是因为在处理大规模、具有内在杂乱性的数据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技术进步。

对于反映和跟踪经济状况来说，私人部门数据的一个主要好处是有可能提高经济指标的及时性和细致程度。这在新冠疫情期间尤为明显。各国需要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经济走势的高频证据。统计机构和研究人员利用私人部门数据来满足这一需求。统计噪声、可能发生重复计算、样本不足可能掩盖经济信号——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上述好处。

研究人员探讨了这些问题，用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统计数据对私人部门数据开展了基准测试，强调了必要的调整以及补充数据来源带来的附加值。其他一些人则强调了相关联的行政和调查数据的好处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调查的潜力。关键经济统计数据的编制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多种数据来源，包括私人部门、公共行政系统和调查，采用国家机构主导的混合方法。

今后的道路

现在是加大力度投资于经济统计基础设施的时候了。我们可能会失去监测经济和作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因为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可能没有得到衡量或没有得到足够细致的衡量。我们不应低估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所面临的挑战。

需要做的包括克服官僚主义惰性，为经济核算制度的彻底改革提供资金，以及采取协调行动。国家机构应以负责任、透明的方式编制可靠的统计数据，并以公正和平等的方式提供这些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在上述方面取得进展，那么在当今数据丰富的世界中，将有很多噪声来填补这个缺口。

未来前景会怎样？2025年《国民账户体系》的修订和IMF国际收支手册的更新是一个起点，若得到各国统计机构的广泛实施，将取得最大成效。但所涉及的问题表明，不能期望仅靠统计机构自己解决问题。新冠疫情使我们了解到协调行动和领导力可以实现什么。在数据丰富的数字经济中推进经济统计工作，需要公共和私人部门数据所有者之间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合作，并得到法律和技术框架的支持。各国统计机构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合作以及与大学学术界之间开展合作也是必要的。

其中有些是在边缘领域发生的。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国家统计局设立的伦敦国王学院经济统计卓越中心；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经济计量研究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应用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以及法国国家统计机构支持的巴黎经济学院经济计量讲席职位。经济学家与统计学家开展这种合作是明智的做法。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