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美国如何陷入财政困境易如反掌，说明怎样摆脱困境却难上加难
艾伦 • J • 奥尔巴克（Alan J. Auerbach）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教授、罗伯特·D·伯奇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荣休），曾任伯奇税收政策与公共财政中心主任。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1990年，美国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43%。当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超过5%，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未来五年间，财政赤字占GNP之比将从4.0%降至1.8%。
但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对不断攀升的国家债务深感担忧，并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达成了一项协议，以巩固公共财政。布什在竞选时曾承诺不加税，因此这项包含增税和削减开支的协议（预计五年内可节省近5,000亿美元）显然带来了政治风险。两年后，选民将他赶下了台。
2025年7月，美国债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GDP，如今是衡量经济总量的首选指标，统计规模仅略小于GNP）的100%，失业率略高于4%，财政赤字预计到2030年将从占GDP的5.5%升至5.9%。在此背景下，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总统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强行通过了《大而美法案》，预计未来五年耗资约2万亿美元。
这两段相隔35年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出美国对国家债务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目前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债务率即将突破二战后的历史高位。但与1946年不同的是，如今不能通过削减国防开支换取可观的和平红利、从而挽救公共财政。人口结构因素导致老年福利支出不断增加，进一步推高了政府开支。即便经济形势保持向好，似乎也难以避免巨额赤字和债务攀升的局面。
重大经济冲击
美国是如何陷入此境地的？首先，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这两次重大经济冲击使国家债务急剧增加。随着经济走弱，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来抵消收入下降的影响，这自然导致税收收入减少，同时支出增加。在短短十多年里遭遇两次如此巨大的冲击，实属罕见。美国上一次经历像全球金融危机这般严重的冲击，还要追溯到大萧条时期，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但当时美国政府的规模远不及现在，举债能力也小得多。
导致美国财政状况岌岌可危的第二个原因是政治极化。削减赤字并不会立竿见影地带来切实收益。要求选民缴纳更高的税款或忍受转移支付减少、政府服务缩水，这些做法都不能帮政客拉拢人心。正如1990年的情况所示，财政整顿的关键在于两党达成共识：任何一方都无法将选民可能不满这一短期结果归咎于对方。事实上，这正是2010年成立全国财政责任与改革委员会背后的理念所在，该委员会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由一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共同担任主席。
如今，两党分歧加剧，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民主党主张的增税方案遭共和党反对，而共和党力推的削减开支举措同样被民主党抵制。尽管当前财政形势比2010年时更为严峻（当年政策制定者最终无视了辛普森-鲍尔斯委员会的建议），但两党却再无联手解决财政问题的可能。
未见显著危害
人们对财政赤字担忧减弱的另一个原因是尚未发现显著危害。按照传统，政策制定者在向选民阐述财政整顿的必要性时，会辩称国家债务增加会推高利率，不仅会加重政府自身的偿债负担，还会提高家庭贷款购房购车的成本。实证证据表明，国家债务增加确实会推高利率，但直到最近为止，其他因素都在持续压低利率，不断与预测背道而驰。
2001年至2021年的二十年间，美国债务率增至最初的三倍以上，但偿债支出占GDP的比重却从2.0%降至1.5%。利率下降幅度已大到足以抵消债务大幅增加的影响。如今，政界很少再就债务对利率的影响发出警告——而此时，偿债支出占比又开始急剧上升。即便利率并未上升，债务的急剧增加也已对经济造成损害，主要体现在加剧了美国外部失衡，并可能挤占国内生产性私人投资的空间。但这些代价较为隐蔽，更难向公众解释清楚。
遗憾的是，解释美国如何陷入当前财政困境易如反掌，说明怎样摆脱困境却难上加难。有预测显示，未来三十年美国债务率几乎会翻番。这甚至可能让美国这一传统避险经济体在资本市场上融资能力受损。在此之前，政府能否像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那样于短期内大规模举债还存在疑问。我们无法确定未来是否还拥有采取果断行动所需的财政空间。
迥异的财政前景
在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有人问一个角色他是如何破产的，他答道：“分为两段，先是每况愈下，然后急转直下。”人们可以想象美国沿着类似财政轨迹发展的两种迥异情景。
在第一种渐进式路径中，国家债务和利率持续攀升，偿债支出在政府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着其他开支被挤压，反对财政改革的政治阻力最终可能会减弱，从而有望达成妥协。但政府也可能干脆加快举债步伐，以暂缓预算削减。
另一个促使政府采取行动的推动力可能来自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信托基金即将枯竭，预计这一情况将在未来十年内发生，届时政府必须采取某种行动以避免依法强制性大幅削减福利。应对措施可能包括增税、削减福利，或者两者并行，就像上一次在1983年信托基金濒临耗尽时所采取的措施一样。不过，信托基金也可能仅通过新增借款就能摆脱困境。鉴于政治环境的变化，这次采取后一种方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
除非在未来几年内达成采取行动的协议，否则，当前的发展轨迹将继续下去，直到某一天借款成本高到无法承受，于是急转直下。就目前而言，这样的结果似乎还很遥远。目前，许多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债务不可持续的问题，在这种环境下，美国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充当更为安全的避风港，为全球投资者提供越来越多所需的资产。
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能够通过税收和支出方面的改革来实现财政可持续。在助力推动此类改革方面，不乏各种思路。然而，在可预见未来，除非政治格局发生变化、两党携手合作的可能性重现，否则很难不去设想财政问题长期稳步恶化。《金融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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