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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国家必须转向财政纪律，并通过改革促进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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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许多高负债的发达经济体都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前景。在现行政策下，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公共债务率将在未来二十年内持续恶化。这些国家仍有举债空间，但这种空间有限。
迄今为止，金融市场一直对它们十分宽容。但近期的动荡表明，市场对财政或经济前景的负面消息可能变得更加敏感。即使是对于那些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很高的国家，市场也可能提出更高的利率要求，这会让债务削减工作变得更加艰难。
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率增长或能减缓债务比率的上升，并减少所需的调整幅度，但其能发挥作用的规模和时机尚不明确。人口老龄化以及与贸易割裂和政治不确定性相关的增长放缓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如何才能稳定债务率？在我们近期与贡萨洛·乌埃尔塔斯（Gonzalo Huertas）和伦纳德·韦尔斯劳（Lennard Welslau）合著的一篇论文中，我们评估了欧盟国家、英国和美国所需的财政调整力度。我们采用了官方增长预测以及基于市场的利率、汇率和通胀预测，结合模拟冲击，在不同基本余额（不含债务的利息支出）的情景下，生成了未来债务率的概率分布。
我们以2024年为起点，将时间跨度延伸至此后20年，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最初的7年：在此期间，政府将基本余额提高至确保债务可持续的水平。第二个阶段为随后的13年：在此期间，政府保持基本余额不变，不考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支出变化。我们的目标是确保第一阶段的财政调整使这20年的最后5年里债务率保持稳定的概率达到70%。
结果喜忧参半
积极的一面是，许多国家所需的长期基本余额并不算太高。例如，法国和美国所需的长期基本余额为GDP的1.3%，比利时和英国为1.8%，意大利则为2.5%。但消极的一面是，鉴于2024年出现巨额赤字，这些国家很可能需要进行大幅的调整。约有十几个国家所需调整幅度超过GDP的3%；其中，法国、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共和国和美国这五个国家的调整幅度（较2024年）达到了5%。
理论上，几乎所有欧盟国家都计划通过调整来稳定债务率。然而，我们对一些国家使用了相较欧盟的通用测算方法更为乐观的假设。例如，德国的调整计划假设的通胀和增速均高于专家预测。如果实际增速和通胀低于预期，德国的赤字和债务将远高于其预测值。
此外，欧盟委员会和IMF的预测显示，调整需求最大的国家不太可能实施稳定债务水平所需的措施。这进一步加深了外界对这些调整能否落地的质疑。
历史先例
虽然美国和其他几个发达经济体在中期不太可能作出稳定债务所需的财政调整，但它们或许会在更晚的阶段进行尝试。为判断这种可能性的大小，我们考察了历史先例：各国达到所需基本余额的频率、该余额维持的最长时间周期，以及在七年内它们完成必要调整的频率。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若干高负债发达经济体中，达到稳定债务所需基本余额——以及为稳定债务而对既有财政状况进行大幅调整的情况——在历史上十分罕见。例如，法国需要使其基本盈余达到GDP的1.3%才能稳定债务，在过去五十年中，这种情况仅出现过六次。这并不意味着此类调整无法实现，但历史表明，其难度较大，且所需时间可能长于欧盟财政规则所设想的七年。
一些经济体曾被视为欧元区最薄弱的环节，但却成功实现了转型，它们的例子可以让上述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获得鼓舞。2024年，经过经济周期波动调整后，希腊实现了4.0%的基本余额——远高于稳定债务所需的水平。葡萄牙只需进行GDP 0.5%的小幅调整；爱尔兰所需的调整幅度为1.9%，较为温和，且该国的债务比率极低，仅为GDP的39%，远低于美国的122%和英国的101%。
这些15年前曾遭遇严重财政危机的国家是如何成为如今财政纪律典范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市场将这些国家们推向了崩溃的边缘，迫使它们接受欧盟/IMF的贷款规划。尽管这些贷款规划存在设计缺陷，但其核心的财政紧缩和结构性改革让上述经济体重新回到了可持续增长的轨道。虽然调整过程十分痛苦（对希腊而言更是旷日持久），但最终取得了成效。
结果不言自明。2022年至2025年，这三个国家的年均增速在3.1%至4.2%之间，均超过了美国的2.6%。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如下启示：财政纪律和结构性改革——当债务不可持续时，还应辅以公共及私人部门的债务重组——终将带来回报。毫无意外的是，这些改革和重组并非由国内政治推动，而是在市场压力下被迫推行的。
认识到风险
问题在于，这一次，各国将如何调整？我们认为存在多种可能性。
最佳的结果是，将促进增长的改革（包括在欧盟落实“德拉吉报告”的单一市场议程）与社会保障及养老金体系的深度改革相结合。这一方案还可能包括全面改革税制，在不抑制增长的前提下增加财政收入。后者对美国尤为适用——美国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唯一未征收增值税的国家。
遗憾的是，这一结果在政治上也是最难实现的。更有可能的财政整顿路径是：国内政治领导层发生更迭，新领导层将财政纪律置于优先地位，但并不一定推行深度改革。意大利便是一个例子。在21世纪10年代初险些遭遇危机之后，意大利各政治派别的政府总体上都将预算维持在可控范围。意大利的债务率仍高达GDP的135%左右，但经周期调整的基本余额为GDP的0.3%，状况远好于比利时、法国或英国。
硬着陆情景可能由借贷成本的突然飙升引发，进而导致债务危机。随着债务攀升，利率也可能走高，且市场对质疑财政可持续性的消息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政府可能会采取各类金融压制手段——例如鼓励国内银行或机构吸收更多政府债务，但此类措施存在局限性。意料之外的通胀或许能暂时缓解财政压力，但持续的高通胀最终会推高名义利率。
但愿政策制定者能够认识到这些风险，并尽早采取行动，避免这种结果的发生。
佐尔特 • 达尔瓦斯（Zsolt Darvas）是布鲁盖尔智库的高级研究员。
杰罗敏 • 泽塔米尔（Jeromin Zettelmeyer）是欧洲经济智库布鲁盖尔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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