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韦利兹（Chris Wellisz）介绍布朗大学的谢布娜姆·卡莱姆利-厄兹詹（Şebnem Kalemli-Özcan），她通过挖掘企业层面数据来解释全球资本流动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Loading component...
克里斯 • 韦利兹（Chris Wellisz）是一位专门关注经济议题的自由撰稿人。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1980年代，在土耳其长大的谢布娜姆·卡莱姆利-厄兹詹从小就接触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餐桌对话。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外科医生，当时担任卫生部长。一天晚上，他讲述了一件事：一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本国制药企业由于担心竞争，阻止了他引入一家欧洲疫苗生产企业进行投资的努力。最终，那家公司去了印度。
如今已成为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卡莱姆利-厄兹詹讲述这段经历，是为了说明寻租行为如何阻碍资本跨境流动。所谓“寻租”，是指企业通过影响公共政策来增加自身收益。她说：“当时我并不理解，但后来读博士时，我开始想：如果国内存在某些摩擦，而某些群体正从中获取租金收益，那么这些群体就会反对改革。”
对这种摩擦的研究后来成为其学术工作的基础。卡莱姆利-厄兹詹研究的问题是：在经历数十年全球化之后，为什么资本并不总是自由跨越国界去追逐最高回报，以及这对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而言意味着什么。
对经济学专业之外的读者来说，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深奥，但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失衡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社会不满情绪，正处于当前全球贸易政策剧烈变化的核心。卡莱姆利-厄兹詹的研究处于前沿，其解释了“哪里出了问题，以及如何更好理解这些障碍”。
按照理论，卡莱姆利-厄兹詹解释道，来自富裕国家的投资者——在这些国家资本充裕、回报较低——理应前往贫穷国家寻找机会，因为那里资本稀缺、回报可能更高。但现实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些摩擦因素包括政治腐败、基础设施薄弱、对当地情况信息不完整，以及本地合作伙伴不可靠等。
多年来，经济学家建立了复杂的理论模型来解释这些障碍，但这些模型并不总是有效，因为它们建立在资本流动的总量数据基础之上。相比之下，卡莱姆利-厄兹詹则深入挖掘企业损益表、银行资产负债表以及金融交易数据，以发现其他人所忽略的摩擦因素。
这位52岁的经济学家语速很快，脸上常带着顽皮的笑容，且似乎无处不在——她出现在YouTube视频中、研讨会上、《金融时报》版面上，以及电视新闻节目屏幕里。她的履历显示，她已发表了49篇论文，担任7种学术期刊编委，获得众多研究资助，并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任职。她还曾担任国际清算银行和纽约联储的咨询委员会成员。
“她一直都特别突出，精力至少是其他人的两倍——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她的长期合作者、布朗大学博士导师之一、本特·索伦森（Bent Sorensen）这样评价道：“她始终全速前进。”
“去看数据”
在一篇论文中，她与合作者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覆盖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全部上市非金融企业长达15年的数据，以识别金融危机后阻碍投资的因素。他们发现，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抵押品不足，而是国内银行缺乏流动性。
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利用土耳其银行十年的贷款数据，展示了全球金融周期的起伏——这通常由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引发——如何传导至土耳其信贷市场。
“她是一位真正的实证宏观经济学家，而这样的人太少了。”现任休斯顿大学教授的索伦森说道。“有时候这个行业更关注如何展示自己有多聪明、如何构建巧妙模型。但在我看来——也是我与谢布娜姆真正一致的地方——就是：‘不，我们必须去看数据。’”
卡莱姆利-厄兹詹表示，她对于处于政策与学术交汇点研究工作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来自童年经历。那时，在放学后，她有时会去看望身为大学数学教授的母亲，并对黑板上神秘的数学公式着迷。她还记得曾跟随父亲前往德国，当时父亲与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讨论与土耳其客籍劳工相关的问题。
在安卡拉中东技术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她进入布朗大学，并于2000年完成博士学位。她先后在休斯敦大学和马里兰大学任教，随后回到布朗大学，并曾在土耳其的科奇大学和比尔肯特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她经常就土耳其经济发表评论。
她的丈夫埃姆雷·厄兹詹（Emre Özcan）接受的是土木与环境工程专业训练，目前担任一家建筑开发集团副总裁。两人因共同热爱滑雪和数学而结识，并在安卡拉读本科期间相遇。后来，他前往波士顿攻读研究生；三年后，她来到邻近的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二人于1997年在土耳其结婚。
他们的两个儿子中，一人正在布朗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与计算机科学本科专业；另一人已获得布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位，目前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医学学位。全家滑雪度假是他们每年都会举行的重要家庭传统。
卡莱姆利-厄兹詹对微观数据的关注帮助破解了一些经济学难题。近年来，经济学家一直难以解释资本为何会从东亚等快速增长经济体流向增长停滞的经济体，形成“逆向资本流动”。但在剔除公共资本流动——例如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之后，她发现，以企业证券投资或建厂投资形式存在的私人资本，实际上确实流向增长更快的经济体，这与经济理论是一致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资本流向了正确的地方，也未必被有效利用。在2017年的一篇论文中，她与合作者深入研究了1999年至2012年数千家西班牙企业的生产和金融数据。他们的目标是评估西班牙加入欧盟后，这些企业所获得的外国投资的影响。
令人意外的是，他们发现这些资本流入带来的是生产率的下降，而不是提升。原因在于：西班牙银行更倾向于向规模较大、资产较丰富的企业放贷，因为这些企业看起来风险更低，即便规模较小的企业可能更有效地利用资金。
“来自外国投资者的这些资金被浪费了，因为它们没有以能够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配置，”她说道。
卡莱姆利-厄兹詹的研究对那些希望提高生产率、加快经济增长并改善民众生活水平的国家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正如西班牙案例所表明的，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会阻碍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卡莱姆利-厄兹詹指出，如果配置得当，新资本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以及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创造增长和财富。
识别摩擦因素就意味着找到了解决方案。她的研究表明，希望吸引外国投资的政府应采取政策，加强产权保护、减少腐败并提高政府治理质量。在一篇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论文中，她写道，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有助于吸引更加稳定、更长期的资本流入。
新的道路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过早开放资本市场，有时可能会陷入金融危机。2000年，就在卡莱姆利-厄兹詹即将完成博士学位之际，土耳其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政治动荡引发了短期外国资本（即所谓“热钱”）的大规模撤离，迫使该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土耳其里拉随后迅速贬值，跌幅一度高达40%，而此前大量借入外债的国内银行的负债规模随之膨胀。2001年，土耳其GDP萎缩超过5%，通货膨胀大幅飙升。超过100万名劳动者失去工作。
而土耳其危机是自1995年以来第五次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卡莱姆利-厄兹詹回忆说，当时在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她心想：“好吧，我应该转向国际经济学领域。所有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倒下，而土耳其实际上就是最后一个。”
在此之前，她主要研究增长经济学，探讨哪些因素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例如技术进步或寿命延长。她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死亡率下降如何影响生育率以及父母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在土耳其危机之后，她改变了研究方向。
她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后来发展成2003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高引用论文，与索伦森（Sorensen）以及已故以色列经济学家奥维德·约沙（Oved Yosha）共同完成。他们首次利用数据验证了一个长期被理论接受的命题：金融一体化使不同地区能够共享风险，这使它们更愿意专门从事特定的产业。这篇论文如今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生课程中广泛指定阅读的文献。
尽管她仍持续研究与增长相关的问题——例如艾滋病对非洲生育率的影响——但其研究重心已越来越多地转向国际宏观经济学，并广泛涉猎多个领域。在新冠疫情之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以及其2021年向国会提交的证词中，她主张富裕国家通过投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不仅会使世界受益，也会使自身受益。她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则是最早表明美国关税政策预期变化可能导致美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通货膨胀上升和产出损失的研究之一。
“谢布娜姆已经成长为一位关注当今所有重大议题的学者，”她的一位合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前IMF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Gita Gopinath）这样评价道。“而且她会以一种毫不退缩的姿态，运用所能获得的最佳数据来研究这些问题。”
艰苦细致的工作
卡莱姆利-厄兹詹旺盛的精力，是她在获取、整理以及理解海量微观数据这一艰苦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她曾描述，为了获得一家私人数据提供商掌握的欧洲数百万家上市和非上市企业销售额、就业、债务和资产数据，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谈判。
“有一段时间，整整六个月，我几乎每天都给他们打电话，”她说。与此同时，她还在波士顿到布鲁塞尔等多个城市与对方进行面对面会谈。数据整理本身也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工作。“那时候还没有人工智能。为了能够处理这些数据，我们需要把数百万个文本文件转换成统计软件能够使用的形式，以便进行计量经济分析。”
最终成果是一份供学者使用的指南，专门介绍如何处理企业层面统计数据。索伦森对她的坚持感到惊叹。他说：“只有像谢布娜姆这样兼具热情和创业精神的人，才能把这些事情真正做成。”
在IMF任职期间——卡莱姆利-厄兹詹于2019年至2020年担任高级政策顾问——她帮助设计了一套新的政策框架，用于帮助各国选择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其他工具的最佳组合，以应对大规模且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多次金融危机表明，对于背负大量外币债务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完全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存在风险。根据这一新框架，IMF如今建议那些银行体系存在过度美元借贷倾向的国家考虑对资本流入进行限制。
她说道：“利用微观数据，我们现在开始认识到，对于那些刚刚走出危机的国家而言，在一段时期内保护它们免受外部投资者冲击或许是个好主意。”
全球化2.0
回到布朗大学后，她创建了全球联系实验室。在这里，美国、智利、西班牙和土耳其约24位研究人员正在汇集数TB的数据，以绘制跨越10个行业、15个国家的企业供应链和金融投资组合之间复杂交易网络。其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内，将数据范围扩展至45个行业和65个国家。
这些研究人员还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中的企业高管进行访谈，以了解他们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调整投资和贸易决策——在这一环境中，关税被加征，产业政策的应用变得更加广泛，有关国家正在采取措施保护其战略资产。更高关税将如何影响贸易和投资流动？面对新的国家安全考量，企业将如何调整供应链？
尽管发达经济体因制造业岗位流失而引发了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但她认为，全球化仍然带来了巨大收益，使发展中经济体超过10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她希望全球联系实验室能够解释“全球化2.0”可能将带来何种结果。
“它是否只会使某些企业、某些国家的人群受益？还是说它仍然能够在全球增长和全球价值创造方面带来收益？”她问道。“我们将利用微观数据与新的全球网络模型相结合来理解这些问题。”
© 202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