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规律揭示了国家所有制为何再度盛行，以及这一次有何不同
Loading component...
尼古拉斯 • 马尔德（Nicholas Mulder）现任康奈尔大学现代史助理教授，并著有《没收时代：现代世界形成中的财产创造与攫取》一书。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各国政府接管私人企业和资源的速度已达到过去50年来的最快水平。根据过去一个世纪多轮国有化浪潮的发展经验，这一转变将改变全球经济格局。
自2020年以来，各大洲的政府都已对本国公民和外国投资者持有的资产实施了国有化。法国和德国接管了公用事业及电力企业。法国将欧洲最大的造船厂纳入政府控制。英国则将铁路和钢铁制造业收归国有。
自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全面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已接管价值超过480亿美元的港口、工厂以及消费品企业。美国则取得了本国唯一一家稀土生产企业的控股权。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接管外国拥有的资源，包括锂、黄金、铀、镍，甚至棕榈油等。尽管相关估值仍存在争议，仅2016年至2026年期间，被实施国有化的资产规模就达到2390亿美元至5440亿美元。
地缘政治不稳定、大宗商品市场扰动以及可再生能源发展正推动这些接管不断增加。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开始采用干预主义经济政策，当前这轮国有化浪潮并未显示出放缓迹象。这些接管行为将改变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形态，但不会减缓其进程。相反，它们可能重塑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长期格局。
这是过去100年来的第四次大规模国有化浪潮。国有化的速度和时点通常反映了政治上的紧迫性、货币环境以及资本流动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1）。
第一轮国有化浪潮发生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第二轮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许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混合经济体制。1970年代，去殖民化进程、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瓦解、能源冲击以及通胀压力共同推动了第三轮国有化浪潮。
国有化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很大差异。并非所有国有化都意味着政府直接取得所有权。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强制出售，促成资产从一个私人所有者转移至另一个私人所有者。有些接管属于直接没收，而另一些则属于给予补偿的征收。但所有的国有化措施都利用了政治和法律工具，将私人财产纳入国家控制范围，并重新界定了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那么，2020年代不断上升的国有化浪潮究竟有何独特之处？不妨回顾此前三轮国有化浪潮的历史，它们的规模一轮比一轮更大。
第一轮：1930年代
18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一体化全球经济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相对自由的贸易和国际金本位制度。这些政策为大规模外国投资流动创造了便利条件。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存量海外资本，其规模相当于本国GDP的50%至160%。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相当一部分跨境资本投资，但战争并未摧毁全球市场的一体化。相反，1920年代，一战使世界经济重新围绕美国展开调整。在恢复金本位制度的背景下，国际投资和贸易再次扩张。
大萧条终结了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并引发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国有化浪潮。从1928年至1929年开始，一系列危机相继爆发：首先是大宗商品价格危机，随后蔓延至股票市场和世界贸易，最终波及国际货币体系。
为了防止金融体系崩溃，一些国家接管了全部或部分银行体系。1931年至1935年期间，美国将约三分之一的金融资本收归国有，而德国则有超过一半的银行资本转为国有。1931年至1933年期间，意大利对20%的私人部门工业和金融资产实施了国有化。国家所有制在法国进一步扩大，法国将航空工业和铁路收归国有；英国将煤矿资源国有化；玻利维亚和墨西哥则接管了外国拥有的石油企业。
这些措施通常是对紧急危机作出的回应，其中部分措施后来被撤销。但由于这些政策发生在当时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中，它们对发展中经济体产生了重要的示范推动作用。此外，全球贸易和跨境贷款大幅萎缩，许多国家还实施了资本管制。这些变化使国有化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推进，而无需担心引发资本外逃或遭到国际市场反弹。
1930年代国有化浪潮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瓦解的表现之一。短期来看，它阻止了破产潮的蔓延，但同时也分割了国内市场，并减少了国际贸易和投资。随着时间推移，更大程度的国家所有制赋予政府更多的政策自主性，也使其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与构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轮：194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经济体出现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
一种混合经济模式逐渐形成，其中，大规模公共投资与私人市场机制并存。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固定汇率制度带来了国际金融稳定，这也降低了资本外逃风险，从而有利于推进国有化。在许多国家，高通胀使政府能够选择最有利时机收购私人股东持有的资产。由于政府通常通过发行债券为国有化融资，通胀也有助于降低债务偿付的实际成本。
英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英格兰银行以及航空、煤炭、电话、交通运输、电力、天然气和钢铁行业收归国有。法国则接管了法兰西银行，掌握全国80%银行存款的私人金融机构，煤炭、电力和电话行业，以及若干大型工业企业。阿根廷、奥地利、巴西、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国有化进程。
与1930年代仓促实施的措施相比，第二轮国有化浪潮涉及的行业范围更广，实施方式更加系统，也以更渐进的方式推进。这使私人投资者能够调整预期，降低经济波动，并避免国有化扰乱战后最初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
其中一个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是，欧洲经济体主要接管的是本国公民拥有的资产。这意味着政府能够通过政治制度管理这一过程，从而确保更高程度的稳定性和民主合法性。相比之下，当发展中经济体接管西方投资者拥有的资产时，风险则更高，外交争端甚至直接冲突都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
这轮战后的国有化浪潮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国有企业在筹集大规模投资资金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并推动了发达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尽管资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存在效率损失，但相应地，政府对投资重点项目的政治控制能力也有所增强。直到1970年代之前，国有资产比例较高的经济体的表现并未逊于更多依赖私人部门投资的经济体。
第三轮：1970年代
前两轮国有化浪潮发生在西方和北大西洋国家主导世界经济的时期。随后，欧洲殖民帝国逐渐瓦解，主权国家数量不断增加：联合国成员国数量从1945年的51个增长至1970年的127个。这些新兴国家经济体试图在全球劳动分工体系中开辟自身的一席之地。但许多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宗商品出口国仍然依赖外国资本。
两次冲击推动了国有化浪潮的迅速上升。第一次冲击来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1971年8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推动美元贬值，这对以美元获取出口收入的大宗商品生产国造成了冲击。石油生产国提高了对外国拥有石油企业的持股比例，以便在货币走弱的背景下获取更大份额的收入。
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能源和矿产价格大幅飙升，使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纷纷希望抓住这一轮大宗商品繁荣。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Kobrin）的研究显示，资产接管速度显著加快；1975年达到峰值，当年28个国家共实施了83起征收行动，平均每4天发生一起。1971年至1980年期间，发展中经济体至少对价值260亿美元的外国拥有资产实施了国有化，相当于1980年发展中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1%。
第三轮国有化浪潮的涉及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所涉及资源的价值也超过此前任何一轮国有化浪潮。先前国有化的成功鼓励其他经济体采取了类似的干预措施。与此同时，货币和能源冲击引发的通胀也使国有化更容易推进，因为向资产所有者支付补偿的实际成本下降了。
因此，1970年代，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东经济体得以将其大量资源基础收归国有。但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有化浪潮最终因美联储自1979年开始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终结，该政策压低了通胀水平并减缓了全球经济增长。
1970年代国有化浪潮对国际经济产生的最重要影响，造成了大量积压的主权债务。由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向投资者支付了补偿，它们的对外债务规模不断扩大。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利率大幅上升，这些经济体面临巨大的再融资风险，并由此引发了从牙买加到扎伊尔等国的债务危机。在随后几年中，随着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以及各国政府寻求降低公共债务，许多国有化资产又被重新私有化。
第四轮：2020年代
当前这一轮国有化浪潮起源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对若干大型金融机构的紧急接管行动。这些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后来都被逆转，相关企业被重新出售给私人部门；但自2010年代后期以来，也出现了更多永久性的国有化案例。其中的一些是对重大全球需求和供给冲击作出的回应，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以及俄罗斯于2022年对乌克兰发起全面军事行动所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另一些接管则旨在应对更广泛挑战，如气候变化。例如，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关矿产资源实施国有化，可以使出口国获得价格收益。还有一类接管则反映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政府希望控制被视为战略竞争关键资源的意愿。
出于地缘政治因素推动的国有化将使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的外国直接投资面临更高风险。但这并不一定会降低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总体水平。相反，更多的贸易、贷款和投资可能会流向地缘政治立场一致的阵营内部，而中立国家则能够通过将自身定位为可靠的中介和安全的投资目的地来吸引外国资本。
国有化之所以经常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是因为其通常源于广泛的外部和内部因素。当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时，获取更大出口收入份额的前景就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成功的国有化案例会向其他国家释放信号：此类政策既容易实施，也值得采用。这种“示范效应”有助于解释为何历史上的国有化往往呈现波浪式、顺周期的集中出现特征。
在通胀时期，政府通常更容易推进国有化，因为给予补偿的收购行动实际成本更低。然而，更高的资本流动性通常会对国有化形成约束，因为它赋予投资者更多退出渠道，并加快了市场的反应速度，从而约束了政府行为。尽管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处于历史高位，但当前的国有化浪潮仍在持续上升，这表明支持资产接管的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十分强大，同时也反映出一种不断增强的政治共识，即在地缘经济割裂时代，国有化已成为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
© 202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