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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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必须通过强化东盟、兼顾开放以及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适应地缘政治的冲击

冷战结束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历了二十年的和平稳定与全球一体化，东南亚经济体在此期间蓬勃发展。自1998年以来，该地区的GDP增长了近八倍，达到4.5万亿美元，增速超过大多数其他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与此同时，东南亚11个国家拥有近7亿人口，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将其地区性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建设成为了仅次于欧盟的、全球最具凝聚力和最有效的地区性组织。

东盟深入推进了地区一体化，为多元化的成员国赋予了共同身份，并提升了东盟作为亚洲外交、安全和经济架构重要支柱的地位。彰显这一成功的，是东帝汶在独立23年后于去年加入东盟——此前，东帝汶曾与印度尼西亚爆发了旷日持久、伤亡惨重的冲突。

但形势正变得日益严峻。波斯湾是能源和化肥进口的一个关键来源，波斯湾的战争使东南亚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暴露了出来。这场冲突并非一次一过性的事件，而是预示着世界的竞争更加激烈且割裂日益严峻：保护主义抬头，多边体系承压，既有规则规范日渐瓦解。

如果政治领导人认为可以什么都不做就熬过当前的不稳定局面，等待旧世界很快回归，那他们可就错了。我们如今正走上一条新的道路。但东南亚这样的地区性集团能够、也应该承担起这种压力。毕竟，对于共享地理空间、经济联系和类似文化的较小的一组国家而言，彼此开展协调与合作更加容易。

东盟的机遇

日益加剧的威胁也为东盟带来了机遇。今年5月，东盟领导人在对中东危机的正式回应中承诺将把握时机，增强“韧性、响应能力和前瞻性”。然而，对于一个经常被称为“清谈馆”、一年开会次数甚至超过全年天数的组织而言，如何才能将这些雄心转化为行动？为了把握当前全球转型带来的机遇，东南亚国家至少必须做好四件事。

首先，必须在保护主义与开放之间取得平衡。尽管该地区明确提出了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且外部也存在推动自由化的压力，但经济本国主义一直是东南亚的一股持久力量，这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资源丰富且拥有庞大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如此。非关税壁垒、治理薄弱以及有限的经济互补性，削弱了正式的贸易一体化措施。过去二十年，东盟内部贸易仅占该集团贸易总额的约20%，该地区内部直接投资的增长也未能达到东盟的预期。

经济学家和发展伙伴往往将这视为一种技术官僚层面的失败，即未能采用高效的自由市场政策。但保护主义背后的驱动因素更多是结构性的——从帝国主义列强掠夺资源所留下的历史怨愤，到该地区大亨和家族企业的主导地位，不一而足。

在美国和欧洲纷纷转向各自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措施，而中国又开创了一种成功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模式的世界里，期待东南亚国家放弃经济本国主义并不现实。

然而，当全球资本在世界动荡中寻求稳定之际，东南亚必须在其保护主义倾向与开放需求之间找到一种更加持久的平衡。东南亚各国政府，尤其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必须制定更为清晰、且能体现本国发展抱负的产业政策。如果要让投资者为增长、创造就业和技术升级所需的绿地项目提供融资，那么这些政策还必须为投资者提供他们期望的长期确定性。随后，各国还必须通过东盟以及彼此间的双边关系，协调产业政策并实现协同增效。

但这并非易事——看看欧盟在推动“欧洲制造”方面面临的困难，便可见一斑。但朝着一种东盟共同的产业政策方向迈进，要比一边宣扬一体化和开放、一边设置壁垒更加有效。

强大的技术

第二，各国必须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采用和监管方面开展更密切的合作。东南亚深知利用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力量。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推动了整个地区数字经济的迅猛增长——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的一份报告，过去十年该地区数字经济规模增长超过10倍，2025年收入达到1350亿美元。在数字化推动下，预计电子商务、物流和金融服务行业将继续稳步扩张。但在取得这些成效的同时，东南亚必须迅速对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展实验并予以采用。根据同一份报告，该地区已经拥有700多家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来自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风险投资者也在寻找新的投资机会。

然而，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正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场竞赛将以极快的速度展开，且其所需的资金和能源投入使大多数国家望尘莫及。东南亚面临的挑战，是通过地区合作扩大人工智能的开发，同时充分利用其他国家开发的技术。

人工智能正迅速发展，其潜力也受到热捧，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它将如何改变全球经济格局，又会取代多少就业岗位。因此，与其他中等和较小型国家一样，东南亚国家在部署新技术时必须做到聪明、迅速、灵活，同时利用自身显著的市场力量对其进行监管。它们应借鉴印度总体上较为成功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部署经验。

集体行动问题

第三，东南亚必须建设一个更加灵活敏捷的东盟。所有多边机构都面临集体行动问题：单个成员的自身利益会阻碍集体的共同进步。东盟选择通过建立共识和开展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在集团内部公开对抗。

要将如此迥异的一组国家凝聚在一起——小到文莱达鲁萨兰国，大到印度尼西亚；从富裕的新加坡，到发展困难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和缅甸；同时还涵盖了众多不同的族群、宗教和政治制度——这种做法曾经是必要的。在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地缘政治具有可预见性的时代，这种做法也曾足以奏效。但在未来日益割裂的世界中，这种做法将不再有效。

如果东盟继续按照行动最慢成员国的步调前进，那么整个地区都有可能受到拖累，无法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正如泰国政治学家提蒂南·蓬苏迪拉（Thitinan Pongsudhirak）所说：“改革或许令人不适，但变得无足轻重更加糟糕。”

成员国并不希望像欧盟那样集中部分主权。但它们确实需要增加对雅加达东盟秘书处的资金支持，并赋予其协调东盟事务的权力，而不是依赖每年轮换的主席国发挥领导作用。它们还应深化成员国之间的非正式沟通渠道，确保分歧能够在保密环境中得到坦诚讨论和妥善处置，而不是被忽视并任其恶化。东盟需要实行“多速发展”，在保持团结的同时，需要考虑到东南亚各国在发展水平和规模上的巨大差距。东盟已在考虑以差异化的方式落实《数字经济框架协议》，这可能预示着一种更加灵活、更加现实的一体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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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前线

第四，东南亚国家必须扩大与亚洲和欧洲其他中等强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伙伴关系。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东南亚地区处于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前线。本届美国政府或许倾向于与北京建立更加稳定的关系，但未来几十年中，二者的竞争很可能会影响整个世界、尤其是东南亚所面临的选择。

东南亚国家经常反对被迫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选边站队。但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要求它们加入针对另一方的阵营。超级大国实际上是在向东南亚国家施压，要求它们在具体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从建设何种基础设施、使用何种技术平台，到国防采购和军事演习选择哪些合作伙伴。因此，东南亚各国政府面临诸多选择，而各种激励与报复措施也都摆在桌面上。

亚洲和欧洲的其他中等强国处境类似。尽管它们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各不相同，但都担忧出现一个“G2”世界。

中等强国联盟

凭借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努力所形成的巨大规模，东南亚国家应利用这种意愿，建立新的中等强国联盟。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都已在扩大与东南亚的合作。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也在努力加强与该地区的合作，尽管起点相对较低。随着这些国家的资源日益吃紧，合作正从“锦上添花”变为“不可或缺”。

从支持全球贸易体系、增强供应链韧性，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东盟成员国与欧洲和亚洲的中等强国拥有诸多共同利益。通过采取一种开拓性和实验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检验哪些伙伴关系值得投入，哪些反而可能会分散精力。欧盟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的磋商虽处于初期阶段，但这种磋商已日益密切——这就是这种中等强国集体行动新精神的一个例子。该贸易协定目前包括了四个东盟成员国，另有三个东盟成员国希望加入。

富有雄心的议程

对于东南亚而言，这是一项富有雄心且并不容易的议程，而无所作为的风险十分巨大。但机遇同样也很巨大——前提是东南亚能够集中精力，为这个地区性组织注入新的活力，推行更加审慎的长期产业政策，深思熟虑地拥抱新技术，并加快发展与亚洲和欧洲其他中等强国的伙伴关系。东盟还可以为其他地区组织树立榜样，例如非洲联盟、太平洋岛国论坛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在全球秩序动荡之际，东南亚这类地区必须挺身而出，塑造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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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 布兰德（Ben Bland）是伦敦国际政策智库查塔姆研究所亚太项目主任，并著有两本有关亚洲政治的书籍。

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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