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全文

• 全球扩张已经减弱。2018年全球增长率估计为3.7%，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一致，尽管一些经济体增长减缓，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预计全球经济2019年将增长3.5%，2020年将增长3.6%，分别比去年10月的预测低0.2和0.1个百分点。
• 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已经下调了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增长预测，部分原因是美国和中国当年早些时候实行的提高关税措施的影响。去年10月以来的进一步下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2018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减弱产生的影响（包括德国实行新的汽车燃料排放标准，以及日本在第三季度遭受几次自然灾害），同时也反映了金融市场情绪转弱，以及土耳其经济收缩（目前预计比之前的预期更为严重）。
• 全球增长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超出增长预测已经体现的程度，这仍是经济前景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金融状况自去年秋季以来已经收紧。除了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外，其他一系列触发因素可能引起风险情绪的进一步恶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考虑到公共和私人债务高企。这些潜在触发因素包括，英国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退出欧盟，以及中国增长减缓程度超过预期。
• 各国共同面对的政策重点是，以合作方式迅速化解贸易分歧及其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而不是进一步提高有害的贸易壁垒，破坏已在放缓的全球经济。所有经济体都必须采取措施促进潜在产出增长，加强包容性，并在债务负担重、金融状况收紧的环境下增强财政和金融缓冲。

增长势头减弱，不确定性高

全球经济继续扩张，但一些经济体第三季度的增长弱于预期。一些特定的因素（德国实行新的燃料排放标准，日本发生自然灾害）对一些大型经济体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但这些变化是在金融市场情绪减弱、贸易政策不明朗以及对中国经济前景存在担忧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中美双方去年12月1日宣布就贸易争端达成90天的暂停协议，这值得欢迎，但贸易矛盾在今年春季可能再度浮现，给全球经济前景蒙上阴影。

高频数据显示第四季度增长势头减弱。除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已减速，特别是资本品生产。全球贸易增长率下降到远低于2017年平均值的水平。真正的潜在动力甚至可能弱于数据显示的水平，因为提高关税之前的大量进口以及新产品发布后的技术出口增加可能推升了总体数字。与这种理解相一致，采购经理人指数（特别是新订单类）显示未来经济活动预期没有那么强劲。

大宗商品和通货膨胀。 原油价格自去年8月以来波动不定，反映了供给方面的影响，包括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政策，以及最近对全球需求疲软的担忧。截至今年1月初，原油价格为每桶55美元左右，市场预计价格在未来四至五年内将大体维持在这一水平。金属和农业大宗商品的价格自去年8月以来略有下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需求低迷。在发达经济体，消费者价格通胀近几个月普遍仍然受到抑制。但在美国，经济增长继续超过趋势水平，通胀已小幅上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随石油价格下跌，通胀压力在缓解。但在其中一些经济体，通胀压力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被货币贬值向本国价格的传导效应抵消。

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状况自去年秋季以来已经收紧。在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全球增长预计放缓的环境下，对收益前景的乐观情绪减弱，股票价格（在一些国家已经过高）随之回落。接近年底时，对美国政府“关门”的担忧进一步影响了金融部门的情绪。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看来也采取了更谨慎的方法。美联储虽然去年12月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提高到2.25%–2.50%，但其表示2019年和2020年将放慢加息步伐。与早先沟通的信息相一致，欧洲中央银行去年12月结束了净资产购买，但也证实货币政策将保持足够宽松，至少在2019年夏季之前不提高政策利率，并在第一次加息之后较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对到期证券全额再投资。避险情绪增强，加上对增长前景的看法恶化，以及政策预期的变化，导致主权债券收益率下降，特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国债。在欧元区经济体，意大利与欧盟的预算僵局得到化解，使其主权债券利差从去年10月中旬的峰值降下来，但截至今年1月7日，仍处在270个基点的高水平。其他欧元区经济体的利差在此期间内大体保持不变。除主权证券外，美国公司债券的信用利差扩大，反映了乐观情绪的减弱以及油价下跌引起的对石油部门的担忧。

新兴市场的金融状况自去年秋季以来略有收紧，各国特定因素导致其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和避险情绪增强的环境下，新兴市场股票指数在这一期间遭到抛售。之前的石油价格上涨以及一些国家产出缺口闭合或货币贬值带来的传导效应都对通胀产生影响，这方面的担忧使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智利、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南非、泰国）的中央银行自去年秋季以来提高了政策利率。相反，中国和印度的中央银行保持政策利率不变，并采取措施放松国内融资条件（分别通过下调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和向非银行金融公司提供流动性）。截至今年1月，除了某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如墨西哥、巴基斯坦），新兴市场政府本币长期债券的收益率普遍低于去年8月至9月的水平。外币主权信用利差在多数国家有所扩大 ，在一些前沿市场则大幅上升。

资本流动和汇率。随着投资者普遍减少风险资产敞口，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18年第三季度经历了净资本外流。截至今年1月初，美元实际有效汇率相对于去年9月大体保持不变，欧元因经济增长放缓和对意大利的担忧而贬值了2%，英镑因英国退出欧盟相关不确定性增加而贬值了2%左右。相反，避险情绪的增强促使日元升值了约3%。一些新兴市场的货币（包括土耳其里拉、阿根廷比索、巴西雷亚尔、南非兰特、印度卢比和印尼盾）的汇率自去年8月至9月跌至当年最低水平之后，已经回升。

预测假设

预测所依据的关税、政策态势和金融状况等方面的假设与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相比大体未变。

基线预测考虑了美国到2018年9月已宣布的关税措施以及报复性措施。对于美国，这些措施包括2018年上半年宣布的对太阳能板、洗衣机、铝和钢加征的关税，对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加征25%关税，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另外2000亿美元的进口加征10%关税（在当前90天“休战”于2019年3月1日结束后将升到25%）。对于中国，预测包括对来自美国600亿美元的进口加征从5%到10%不等的关税。 [1]

预计2019年和2020年的平均石油价格将处于略低于每桶60美元的水平（低于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的每桶分别约69美元和66美元）。预计2019年金属价格将同比下跌7.4%，（跌幅大于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2020年将大体保持不变。多数主要农业大宗商品的价格预测小幅下调。

2019 年全球增长将减缓

目前估计2018年全球增长率为3.7%，与去年秋季预测一致，但2018年下半年增长减缓迹象已导致一些经济体预测下调。

2018年下半年的经济疲弱将延续到今后几个季度，预计全球增长率2019年将下降到3.5%，2020年将小幅上升到3.6%（比上一期《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分别低0.2和0.1个百分点）。全球经济之所以呈现这种增长趋势，是因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从高于趋势的水平持续下降（下降速度快于先前的预期），并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增长率暂时下降，反映了阿根廷和土耳其的经济收缩以及贸易措施对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产生的影响。

具体而言，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预计将从2018年2.3%的估计水平，下降到2019年的2.0%和2020年的1.7%。2018年增长率估计值和2019年预测值比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低0.1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欧元区增长率下调。

• 欧元区的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1.8%下降到2019年的1.6%（比去年秋季预计的低0.3个百分点）和2020年的1.7%。许多经济体的增长率被下调，特别是德国（原因是私人消费疲软，实行新的汽车排放标准后工业生产下滑，以及外部需求不振）、意大利（原因是国内需求疲弱，主权债券收益率居高不下导致借款成本上升）以及法国（原因是抗议活动和工业行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 英国2019-2020年1.5%左右的基线增长预测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目前的预测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相比没有变化，因为英国脱欧结果持续不确定的负面影响与2019年预算宣布的财政刺激的正面影响相互抵消。这一基线预测假设2019年达成英国脱欧协议，英国逐步过渡到新的体制。然而，截至今年1月中旬，英国脱欧的最终形式依然高度不确定。
• 美国的增长预测也保持不变。随着取消财政刺激、联邦基金利率暂时超过中性利率，预计2019年增长率将下降到2.5%，2020年进一步降至1.8%。不过，美国经济这两年的预期扩张速度都高于估计的潜在增长率。强劲的国内需求增长将促使进口增加，导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扩大。
• 日本经济2019年将增长1.1%（比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高0.2个百分点）。预测的调整主要反映了日本今年对经济提供的进一步财政支持，包括采取措施缓解计划2019年10月实行的提高消费税税率措施的影响。实施缓解措施后，2020年增长率预计将下降到0.5%（比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高0.2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的总体增长率预计将小幅降至4.5%（2018年为4.6%），2020年将升至4.9%。目前对2019年的预测比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

• 亚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6.5%降到2019年的6.3%和2020年的6.4%，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一致。尽管中国采取了财政刺激措施，对美国关税提高的影响产生了一定抵消作用，但在必要的金融监管收紧措施以及与美国贸易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经济增长将减缓。由于石油价格下跌，并且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因通胀压力缓解而慢于预期，印度经济增长在2019年将加快。
• 目前预计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19年增长的减弱比先前的预期更为严重，增长率将降至0.7%（2018年为3.8%），尽管中东欧的增长总体具有活力。欧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的增长率将回升到2.4%。对增长预测进行这种调整（2019年为1.3个百分点，2020年为0.4个百分点）的原因是，土耳其实施政策紧缩，并且需要对更加有限的外部融资条件作出调整，因此，预计其经济在2019年将大幅收缩，2020年缓慢复苏。
• 预计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未来两年将复苏，从2018年的1.1%上升到2019年的2.0%和2020年的2.5%（目前对这两年的预测都比先前的预测低0.2个百分点）。调整增长预测的原因是，墨西哥2019-2020年的增长前景因私人消费下降而恶化，委内瑞拉的经济收缩将比先前的预期更为严重。增长预测的下调仅在一定程度上被巴西2019年预测上调所抵消，预计巴西经济将继续从2015-2016年的衰退中逐步复苏。在阿根廷，由于旨在减轻失衡的政策收紧措施会减缓国内需求，因此，其经济在2019年将收缩，2020年将恢复增长。
• 预计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2019年经济增长仍将处在2.4%的低迷水平，2020年将恢复到3%左右。若干因素对该地区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包括：石油产出增长疲软，对非石油活动预期回升产生抵消作用（沙特阿拉伯）；金融状况收紧（巴基斯坦）；美国制裁（伊朗）；以及一些经济体面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 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长将从2018年的2.9%加快到2019年的3.5%和2020年的3.6%。目前对这两年增长率的预测都比去年10月的预测低0.3个百分点，因为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的增长预测被下调。该地区的总体数字掩盖了各国经济表现的显著差异。三分之一以上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体2019-2020年的增长率将超过5%。
• 预计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活动在2019-2010年将扩张2.25%左右，略低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的预测，原因是近期石油价格前景减弱给俄罗斯增长预期带来不利影响。

前景面临的风险

全球前景面临的主要风险来自于贸易谈判的结果和今后几个月金融状况变化方向。如果各国能在不进一步增加扭曲性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化解分歧，市场情绪得以改善，那么信心的增强和金融状况的放松会相互强化，使增长率提升到基线预测以上。然而，如去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所述，风险平衡状况依然偏于下行。

贸易紧张局势。去年11月30日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12月1日中美双方宣布90天内“暂停”加征关税，中国宣布对美国汽车进口减征关税，这些是朝着缓解贸易摩擦迈出的值得欢迎的步骤。但最终结果仍不确定，中美贸易争端的谈判过程可能困难重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也要经过各国内部批准。因此，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其他方面的贸易矛盾仍对全球贸易、投资和产出造成威胁。如果不能化解分歧，进而导致关税壁垒增加，那么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成本将上升，消费者购买最终产品的价格将上涨。除了这些直接影响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以及对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报复措施的担忧将削弱商业投资、破坏供给链并减缓生产率增长。由此对企业盈利前景造成的不利影响可能损害金融市场情绪，进一步抑制经济增长（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情景专栏1）。

金融市场情绪。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对意大利财政政策的关注，对一些新兴市场的担心，以及年底时美国政府“关门”带来的忧虑，这些因素导致2018年下半年股票价格下跌。在债务负担居高不下的环境下，主要系统性经济体的一系列催化事件可能引起投资者情绪的更广泛恶化以及资产的突然大幅重新定价。如果其中任何事件变为现实，引发普遍的避险行为，那么全球增长很可能弱于基线预测。

• 意大利的利差已经从去年10月至11月的峰值降下来，但依然很高。收益率持续高企将给意大利银行带来进一步压力，对经济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并导致债务动态恶化。其他可能引起更广泛避险情绪的欧洲特定因素包括，英国脱欧出现破坏性、达不成协议的结果并产生负面跨境溢出效应的可能性增大，以及对欧元的怀疑态度增强而影响欧洲议会选举结果。
•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第二个来源是，中国经济减缓幅度比预期更大，对贸易伙伴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造成不利影响。中国2018年经济减缓的主要原因是为控制影子银行活动和预算外地方政府投资而收紧了金融监管，另外也是因为与美国的贸易争端扩大，年底时加剧了经济减缓。预计2019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当局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控制金融监管收紧幅度，通过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注入流动性，以及通过恢复公共投资实施财政刺激。然而，经济活动可能弱于预期，特别是如果贸易矛盾未能得到缓解。如2015-2016年情况所示，对中国经济健康状况的担忧可能引发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急剧而普遍的抛售行为，给贸易伙伴、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带来压力。

除了贸易紧张局势可能升级、金融市场情绪可能出现更广泛的转变外，加剧全球投资和增长下行风险的其他因素包括，各国新政府政策议程的不确定性，美国联邦政府长时间“关门”，以及中东和东亚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作用较为缓慢的一些风险包括，气候变化的广泛影响，以及目前对现有机构和政党的信任度下降。

政策重点

随着增长势头回落，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偏于下行，许多国家的政策空间有限，因此，多边和国内政策迫切需要侧重于防止增长进一步减缓和提高经济韧性。共同的优先任务是提高中期增长前景，同时加强经济包容性。

多边合作。在上述近期有利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政策制定者应开展合作，解决对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产生不满的根源问题，降低贸易成本，并在不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化解分歧。如果不能有效采取这些行动，已在减缓的全球经济将受到进一步破坏。除贸易外，促进在一系列问题上开展合作有助于扩大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果，其中包括：金融监管改革；国际征税和尽量减少跨境避税渠道；减少腐败；以及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降低各国通过自我保险防范外部冲击的需求。全球社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缓解并适应气候变化，以降低高温、降水和干旱等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和经济影响（2017年《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 [2] 在面临新的更大风险、不断发展且日益复杂的世界经济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充足资源将继续在全球资本市场发挥重要的稳定作用。

国内政策。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的政策重点与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所述内容相比基本保持不变。

• 在发达经济体，高于趋势的增长率将下降到较低的潜在水平（在一些国家，这种情况将比先前预期更早发生）。所有国家都应重点采取措施提高生产率，加强劳动力参与（特别是提高女性参与程度，在一些国家还包括提高年轻人参与程度），并保证充分的社会保险（包括针对那些容易受到结构性转型影响的群体）。货币政策应确保通胀预期继续得到有效锚定，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必要时建立缓冲，以补充应对衰退的有限政策空间。
• 过去几个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受了艰难的外部环境的考验，包括贸易紧张局势、美国利率上升、美元升值、资本外流和石油价格波动不定。一些经济体为了解决私人债务负担沉重以及资产负债表货币和期限错配等问题，需要加强宏观审慎框架。汇率灵活性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从而对上述政策起到补充作用。在通胀预期得到良好锚定的经济体，货币政策可在必要时为国内经济活动提供支持（2018年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财政政策应确保债务比率在更为困难的外部金融环境下仍可持续。提高补贴针对性，实现经常性支出的合理化，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护必要的资本开支，以提高潜在增长，并增加社会支出，从而增强包容性。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协同行动还有助于实现生产结构的多元化（对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体而言是当务之急），并有助于向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