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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全人类。然而，对开放市场经济价值的这种坚定信心，有时会使经济学界忽视全球经济深度联系所带来的复杂性。1990年代，当世界进入高速全球化阶段时，政策制定者大力宣传其潜在的效率提升，却对可能带来的痛苦分配后果关注不足。而如今，这些后果已经开始反噬。
美国提高进口关税、中国积极推行产业政策，以及英国退出欧盟——这些事件均发生在2016年前后——共同预示着全球经济秩序中的摩擦正在增加。正如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指出，这正在推动世界走向地缘经济断裂。
国际制度的建立、多边协议的谈判以及国内经济改革的推进持续了数十年时间，才形成了现代的全球化。而它的瓦解却可能发生得很快，并以难以预见的方式颠覆各国经济。要避免这种断裂，就必须清醒审视全球化为何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失去了支持，并提出一种经济民族主义之外的可信替代方案，以应对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失衡和冲击。
1990年代和2000年代，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近实施自由化改革的经济体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数亿人口摆脱贫困，成为人类福祉改善历程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对此，标准经济学分析早已有所预示：我们预期会出现效率的提升，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经济学家未能预见的是，快速全球化会对高收入国家（以及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带来极为深刻的冲击。
当然，新兴技术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崛起同样具有扰动作用。综合来看，它们对于高收入国家近年来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很可能超过国际贸易本身。但真正引起公众关注的，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贸易政策变化，包括1992年欧盟的成立、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欧洲和美国的许多选民开始将自身的经济困境归咎于这些事件以及相关的政策变化，而这种不满情绪随后演变为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治运动的支持——它们主张经济孤立政策。
扰动性的全球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全球化带来的扰动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误解了劳动力市场应对重大冲击的三个方面。首先，他们未能意识到长期形成的产业专业化格局使从事制造业的地区暴露在来自中国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不断增加的进口竞争之下。
自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一直高度集中于特定的地理区域，而这种现象促使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了关于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带来生产率提升的理论见解。制造业最初集中于大型城市中心，但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迁移至规模较小和中等规模的工业城镇及城市。
当中国在1990年代开始实现制造业出口的迅猛增长时，这些工业城镇在随后的贸易冲击中首当其冲。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以及其他高收入国家中参与进口竞争的地区，首先承受了进口渗透不断加深所导致的制造业就业流失。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专门从事企业服务、金融、高科技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超级城市，则迎来了出口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当时的经济模型主要是在国家层面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因此，它们忽视了全球化在地区层面高度不均衡的影响，而这又产生了深远后果。我们原本并未预见到赢家与输家会出现如此明显的地区分化。
持久的创伤
第二，经济学家未能预见到，制造业就业流失所带来的创伤效应会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那些支持经济民族主义的人对制造业的特殊推崇并非毫无理由：长期以来，制造业提供的工资水平一直高于许多其他行业，对于没有大学学历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当工厂关闭或大规模裁员时——正如中国贸易冲击期间许多高收入国家发生的情况一样——产业工人失去了原有的工资溢价。是进入服务业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还是退出劳动力市场——大多数工人面对这一选择时，都无法弥补此前失去的收入。
尽管经济学家早在1990年代初就首次记录了失业带来的创伤效应，但直到后来他们才意识到，当就业流失集中发生在特定地区时，个体层面的创伤会累积并形成大规模的地区收入负面冲击。工厂工人在失业后，对非贸易品和服务的支出减少，住房支付能力下降，缴纳税收减少，进而削弱了对地方公共服务的支持——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压低了制造业衰退地区的收入水平。
同样，由于经济模型主要用于解释国际贸易在国家层面的调整过程，因此它们预测，在进口竞争行业（制造业）失业的工人会自然流向出口不断扩张的行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口替代和出口吸纳确实发生了，但参与其中的基本上是两批彼此并不重叠的人群。
缺乏流动性
第三，经济学家忽视了教育程度较低和年龄较大的劳动者在经济环境变化面前缺乏地理流动性的问题。标准经济模型假设存在一种空间均衡条件：如果某一地区的实际收入上升或下降，劳动力将在地区之间流动，从而顺畅地消除地区间工资差异。理论上，劳动力流动会将局部经济冲击传导至其他地区，从而分散冲击影响，并确保某一地区失业率激增只是暂时现象。但在现实中，跨地区迁移的过程十分缓慢：空间均衡的出清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区域人口迁移的迟缓性，是经济学家最为惨痛的教训之一。在人们看来，在美国和欧盟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中，每年有数百万个岗位被创造，也有数百万个岗位消失，因此部分工业地区出现的就业流失理应很容易被其他地方所吸收。但这种逻辑是错误的。首先，它错误地将年轻劳动者频繁更换工作的行为模式套用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而后者在适应能力和流动性方面明显较弱；其次，它假定高学历劳动者所拥有的向上职业发展阶梯，对低学历劳动者同样开放。现代劳动力市场无疑具有高度动态性。但在最容易受到去工业化影响的劳动者群体中，这种动态程度最低。
地区差异
各国已经切身体会到全球化的不利一面，其表现为地区经济差距扩大，以及曾经的工业城镇容易陷入高失业率和低学历劳动者缺乏高薪岗位的困境。在全球化导致制造业就业流失的当时，各国其实拥有可行的政策选择来缓解冲击，包括向失业工人提供慷慨且及时的援助，以及通过保障性关税在更长时期内逐步释放进口激增的影响。
但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类政策既不再可行，也不再具有现实意义。各国如今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带来的地区经济困境已经存在多年之后，是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要选择正确的政策，首先必须清晰理解各国究竟希望解决哪些经济问题。
帮助掉队地区的一种办法，是单纯让市场力量自行发挥作用。劳动力外流以及失业工人逐步退休，最终会使这些被遗忘地区收缩至规模更小但效率更高的状态。企业会关闭，市中心的建筑会被封闭闲置，而年轻劳动力则会到其他地区开启职业生涯。如果我们认为并不存在阻碍劳动力市场对负面冲击进行调整的经济扭曲因素，或者认为政府无法有效纠正这些扭曲，那么自由放任政策或许是合理的选择。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尽管市场力量可能缓解地区之间经济福祉的差异，但这一过程很可能极其缓慢。
匹兹堡的经验
以匹兹堡为例，许多人将其视为成功应对去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在20世纪上半叶，匹兹堡是全球钢铁制造中心之一。1970年之后，进口竞争、技术变革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导致其工业长期衰退，在此期间，高失业率和经济困难成为普遍现象。尽管如今匹兹堡已成为医疗保健、生命科学和机器人技术的产业中心，但这一转型历经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当地居民的经济机会长期受到抑制。而每一个匹兹堡这样的城市，都对应着多个未能重新找到繁荣之路的原工业城镇。长期调整意味着收入下降、住房价格下降以及城市配套设施衰退。
帮助掉队地区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基于收入状况的福利项目向受影响个人提供支持。失业保险、低收入家庭收入补助、住房和能源补贴，以及补贴性医疗保障，都是帮助人们渡过困难时期的常见手段。如果我们对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能否使人们免受负面冲击缺乏信心，那么扩大社会保障体系或许是合理的选择。
然而，这类项目提供援助的依据是个人或家庭福祉状况，而非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在遭遇困难时避免消费大幅下降，但并不能解决地区经济困境的根源。这些项目可能会减轻经济调整过程中的痛苦，却不太可能加快调整的进程。
贸易关税
帮助掉队地区的第三种方式，是针对那些因衰退而导致经济困境的行业采取措施。例如，美国近期实施的进口关税在一定程度上被解释为有助于将制造业岗位重新带回那些因全球化而被掏空的社区。从表面上看，通过限制进口来解决贸易带来的劳动力市场负面影响似乎合乎逻辑。然而，地区经济困境的根源并不是进口竞争本身，而是失业所造成的创伤效应，以及地区无法适应主要产业衰退的能力不足。
进口关税无法阻止未来可能带来冲击的技术变革、人工智能或其他扰动因素所导致的就业流失。贸易保护是通过间接方式应对经济困境，因此其效果也较差。因此，美国关税政策在恢复受中国贸易冲击影响地区的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增长方面收效甚微，这并不令人意外。
最后一种选择，是通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直接支持掉队地区。基于地区的政策通过补贴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旨在提高困境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收入水平以及经济结构。从理论上讲，如果高失业率、低工资地区的投资社会回报率相对较高，那么此类政策就具有合理性。但在实践中，基于地区的政策长期以来在经济学界存在争议，因为人们担心特殊利益集团攫取租金，以及项目设计过程中存在信息获取方面的困难。
成功的政策
近期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明确了基于地区的政策在哪些情况下有效，以及在哪些情况下效果不佳。效果稍逊一些的政策——它们也是最受关注的一类政策——则包括利用税收补贴争夺大型企业重大投资项目。补贴竞争通常会将新投资所带来的大部分经济剩余转移给投资者自身，导致“获胜”地区反而受到“赢家诅咒”——即每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都需要付出高昂的税收支出成本。
更有效的基于地区政策通常会根据当地经济困境程度决定补贴力度，对项目目标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通过持续试验针对具体情境设计项目。相关的例子包括对低收入社区投资提供税收激励（例如对参与企业进行严格筛选和审计的企业区项目）以及行业性劳动者培训计划（即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这类政策已在许多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实施）。
在上述四种选择中，只有基于地区的政策直接针对能够缓解地区经济困境的结果：帮助失业成年人重新进入就业市场、在高薪岗位稀缺地区创造更多优质工作机会，以及提高地区对未来投资的吸引力。
高收入国家的公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之所以转为消极，是因为许多中低收入劳动者最终成为了经济开放的受损群体。曾经承诺给他们的繁荣未来并没有到来。如果要恢复人们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信心，我们就必须纠正过去的错误，并在经济民族主义之外提出一种可信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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