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模型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地了解其抑制通胀措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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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和其他材料中所表达的观点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一定反映IMF的政策。
我们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为什么有些家庭的利益严重受损，而另一些家庭几乎感受不到通胀的影响，甚至可能从中受益？疫情引发的储蓄过剩和政府支出对抗击通胀的斗争有何影响？与疫情相关的供给冲击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影响有多大？
货币政策目标的不断变化使我们对通胀的理解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长期以来强调通过稳定总需求来控制通胀。但最近，各国央行扩大了政策目标的范围，囊括了金融稳定、气候问题、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社会包容。
宏观经济模型在帮助应对这一复杂形势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模型帮助政策制定者对经济状况的实证观察做出解读，说明不同的政策环境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目标，并最终为政策决策提供指导。定量模型衡量发挥作用的不同因素的力度大小，有助于评估如何在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做出的权衡取舍。
但传统模型忽略了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且其假设（如模型中那样）有利于典型消费者的事物也一定有利于更广泛的经济。
一个新开发的量化模型尤其适合为中央银行提供指导，以便其在这一全新的货币政策领域找到方向——其中，财富和收入分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它们被称为“HANK模型”，其将“异质性代理人模型”（宏观经济学家研究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主力框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货币政策和总需求变动的基本框架）结合了起来。
“HANK模型”为再分配和货币政策的异质效应提供了新的内涵，并为中央银行控制通胀和稳定产出的传统目标提供了新的视角。以下是关于HANK模型如何解释我们当前高通胀环境的四个广泛视角和一些初步想法。
HANK模型已经向我们展示了货币政策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家庭消费支出。直接渠道是那些可以直接归因于短期政策利率变化的渠道，例如消费者决定在利率上升时推迟购买行为。间接渠道通过政策利率对其他利率（如长期债券和按揭抵押贷款利率）、资产价格（如住房和股票价格）以及对股息、工资、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影响而发挥作用。
间接渠道与直接渠道的相对大小主要取决于加总的边际消费倾向（MPC），它衡量了一个家庭增加的收入中被用于支出和储蓄的金额。在试图预测货币政策对典型消费者影响的传统模型中，MPC很小，因此间接渠道显得不重要。相反，构建HANK模型的目的是要与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实证证据一致。它们得出的总MPC大约是传统模型的10倍，因此，各种间接效应主导着传导机制。
这对货币政策而言意味着什么？从旧模型的视角来看，要预测总消费反应，中央银行所需知道的只是一个参数的估计值，即利率上升时消费者推迟购买的意愿（“跨期替代弹性”）。但使用HANK模型，中央银行需要关于经济中家庭部门的更精确信息。它们需要全面了解MPC的分布、收入来源和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组成部分。此外，间接渠道的重要性意味着货币政策是经由所有有助于商品、投入、信贷、住房和金融市场价格形成的机制来传导的。因此，中央银行需要深入了解市场的结构和摩擦，以及在这些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如地方政府、工会和监管机构。
传统的货币政策观点认为，“涨潮会使所有船只升起”。HANK模型表明，这是不真实的。
许多货币政策渠道对不同的家庭的影响不同，有时影响甚至相反。例如，利率变化的直接影响取决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降息使债务人受益，因其所需支付的利息将减少（例如拥有可变利率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但会损害储蓄者的利益，原因是他们的利息收入将下降。货币政策也可通过其对通胀的影响产生异质性效应。首先，通胀使拥有大量名义债务的家庭受益，这些名义债务会贬值。其次，一些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其他商品，而不同家庭消费这些商品的比例也不同。最后，货币政策对家庭可支配收入的间接影响是不均衡的，因为一些家庭比另一些家庭更容易受到总体经济活动波动的影响。
在HANK模型中，这些再分配渠道不仅对于理解货币政策中谁受益、谁受损至关重要，而且也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核心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分配决定了其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定量影响。如果上述渠道实现了从MPC较低的家庭向MPC较高的家庭（从储蓄者到消费者）的再分配，那么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就会被放大。这些再分配效应也因国家而异。例如，在贫困率高或不平等程度高的国家，这些再分配效应很可能会更强，从而引起发达经济体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传导的差异。HANK模型迫使我们放弃这一不真实的想法：我们可以将稳定经济与开展再分配完全分开。
另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认为货币政策可以脱离财政政策。
通过引入收入和财富不平等，HANK模型重建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了货币政策如何产生相应的“财政影响”。当央行加息时，财政部的借债成本会上升，而上升的成本必须通过在现在或将来增税或削减支出来提供资金，或在未来通过通胀来提供资金。在HANK模型中，政府怎样和何时弥补这一财政缺口以及哪些家庭承担这些负担的细节对加息的整体作用具有巨大影响。
因此，货币政策的财政影响产生了更多的再分配效应，这反过来又放大或抑制了冲击，这取决于它是否将资源从储蓄者转移至消费者，反之亦然。这种力量使央行和财政部密不可分。政府欠下的债务越多、期限越短，对财政的影响就越明显。
更广泛而言，HANK模型也是研究财政政策对总生产效率、社会保障程度和家庭之间再分配程度的影响的自然环境。
这使得货币政策在实践中何去何从？
对HANK模型中最优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研究一致认为，与直接缓解困难的收益相比，总体稳定的收益相形见绌。HANK模型中的最优政策几乎总是倾向于在经济低迷时期向艰难度日的家庭进行再分配。
人们可能会将此解读为支持使用货币政策来共享繁荣并缓解困难。但货币政策在实现再分配和提供保障方面并不是一项好用的工具。HANK模型告诉我们，财政政策可能更适合这项任务，因为它可以更精确地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定向支持。
当前的通胀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探索HANK模型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用于开展宏观经济分析和提供政策建议。
HANK模型表明，当单个家庭的MPC和单个家庭对冲击的风险敞口的相关性更强时，宏观经济冲击对总支出的影响更大。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意味着了解通胀对家庭的再分配影响对于衡量其总体影响至关重要。各个家庭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构成不同，这使得一些家庭对通货膨胀比其他家庭更敏感。例如，贫困家庭在能源等基础商品上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更大，它们在当前的通胀中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借款人随着其债务实际价值的下降而受益，而拥有大量现金或流动性储蓄的家庭则蒙受损失。对于薪酬相对灵活（如包含奖金和佣金）的劳动者，其购买力的下降是可控的，而对于名义工资调整频率较低的劳动者，或赚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他们的实际收入将减少。
家庭储蓄水平会影响消费随利率变动的变化，这一水平非常重要。储蓄在人口中的分布以及与家庭消费意愿的相关性也十分重要。例如，因新冠疫情引发的消费限制（如旅行和餐厅用餐支出的减少）而产生的超额储蓄主要由富裕人群持有，因此支出速度非常缓慢。因2020年和2021年的大规模政府转移支付计划而积累的超额储蓄主要由低收入家庭持有，支出速度就快了许多。快速的支出维持了总需求，并阻碍了央行抑制通胀的努力。
最后，要对当前通胀的福利效应进行全面评估，就不能忽视引发通胀的原因。对于供给冲击（由新冠疫情和乌克兰战争引发）、大规模财政刺激（2020年和2021年）以及最近一次衰退以来持续十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三者谁更重要，目前仍无定论。这些因素中的每一个都具有再分配的因素和异质效应，而这些在传统模型的束缚下都无法得到理解。运用HANK模型将帮助我们理解这段时期货币政策的全面影响。
格雷格•卡普兰（GREG KAPLAN）是芝加哥大学“肯尼斯•格里芬”（Kenneth C. Griffin）经济系教授。
本杰明•莫尔（BENJAMIN MOLL）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乔瓦尼•维奥兰特（Giovanni L. VIOLANTE）是普林斯顿大学“西奥多•威尔斯29年”（Theodore A. Wells'29）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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